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10年，中国共产党对上海基层社会的治理卓有成效。政令之通达前所未有，国家与社会高度的一体化。与这个历史性的变化伴随始终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基层社会的政治运动。而1950年代前半期波及上海每一条街道、里弄，每一个家庭，将所有处在日常生活状态的居民，都无一例外地卷入的政治动员，则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国家对都市社会的统合提供了最初的范例。本文所探讨的是，在这样一个转折时期，共产党的新政权与日常生活情境中的普通居民的互动如何发生，国家对大都市基层社会的统合如何可能。 时空交错：都市社会特质和非单位人群 1950年代的上海，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新旧交错，时空叠合，既熟悉又陌生。共产党曾在这座城市诞生，也经历过长期的地下斗争。作为主政者，却是初涉大上海。政治如何通达基层？国家如何调控社会？中共根据历来的经验，首先着力解决的是确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注：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卷，第3页。）实行以阶级路线为基础的群众路线，主要方式是开展政治运动。因此，新政权一建立，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民主改革以及基层普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便接踵而至。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革命胜利后，新政权所要贯彻的阶级路线是“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7-1428页。）。这个指示尽管十分明确，但要贯彻到上海社会的基层百姓中，却遭遇到一系列的新问题。 与家族聚居的村落不同，上海里弄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流转的而非静止的空间，生活其中的大量人口处在迁移之中。而在1958年以前，上海实行的城市户籍制度的基本原则是“自由流动，重在管理”（注：承载：《上海通史·当代社会》（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2页。），人口流转十分频繁。从1950年至1955年，有263万余人迁入上海，迁出人口231万余，净迁入人口32万多。（注：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公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255页。转引自承载《上海通史·当代社会》第74页。）加之1950年代早期涌入上海的大量灾民、难民，上海城市的人口流动处在高峰时期，这对人民政府在基层社会划定各种政治空间的范围和人们的阶级成分带来了相当的难度。在一些工人集中的居住区，每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往往注入了许多外来因素——诸如地方帮派势力，一次次改变着小区原有的阶级结构和社会生态。普陀区南英华里原是日商内外棉纱厂的工房，是工人聚居之地。抗日战争时期从闸北逃来一批人，情况就日见复杂，4个恶霸为首的苏北帮、山东帮、安徽帮、河南帮经常争斗，镇反时共逮捕51人，枪毙主要骨干5人，尚需处理的还有46人。（注：上海市（以下省略）人民政府办公厅第5室整理“普陀区南英华里情况调查”，沪政法一(53)字第106号，1953年9月26日，上海档案馆馆藏资料，全宗号A6，目录号2，案卷号64（以下简称上档资料，A6-2-64）。）另一些本已杂乱的下层居住区，随着1950年代早期人口流动的加剧，各种社会势力的此消彼长愈益增强。一份关于嵩山区恒茂里的情况调查写道：这是“上海著名的三大桥之一——八仙桥附近的一条里弄，位于商业区的中心，是被大世界、青年会、大众剧院、小菜场、几家大商店及旅馆、银行包围起来的一个正方形……该弄共住839户，3711人。以店员为最多……人口的流动性很大，每天报（户口）进报（户口）出的约有20人左右……（弄内）社会情况复杂，黄金荣的徒弟不少，已处理的各类罪犯56名外，尚有贩毒犯2名，流氓17名，小偷2名，私娼、地下舞女8名，黑律师1名。弄内的新生活旅馆专为嫖客服务，阿飞在弄内为非作歹，赌风、窃风都很盛”（注：人民政府办公厅第5室整理“嵩山区恒茂里情况调查”，沪政法一(53)字第105号，1953年9月26日，上档资料，A6-2-64。）。 上海都市社会不同于乡村的又一个特质，是居民间社会关系的模糊性。邻里间既无血缘关系，也无经济关系，利益多元。市民政局的一份报告对这一特质作了这样的概括：“城市街道居民，多无职业和生产上的直接联系，流动性又较大，因此，相互之间多不熟悉”；“各阶层杂居，彼此职业不同，生活条件不同，福利要求亦有所不同”。（注：民政局：“关于对‘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通则’和‘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通则’的意见”，1954年3月20日，上档资料，A6-2-156。）因此，在上海基层社会，难以用一种政治号召驱动绝大多数居民的政治热情，也不可能存在长久的利益共同体。 近代上海空间割裂性的特质也留给了刚刚入主这座城市的新执政者。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分而治之的遗迹，同乡的、帮会的各种社会势力的画地为牢，社区分布上的五方杂处而又阶层分明。这些大大小小的、行政的抑或文化的空间，并不因政权的更替和革命的成功而销声匿迹，而是作为历史的遗存在1950年代早期的上海基层社会发生着有形或无形的作用，成为国家到达社会通道上的障碍。面对如此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长期积累的农村政治动员的成熟经验不再能信手拈来，驾轻就熟。新执政者对上海的基层政治动员做出了新的考虑和部署。 依照共产党对城市基层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安排，政治运动分别在单位和里弄两大空间进行。最初的部署是单位为主，里弄为辅；单位先行，里弄后续。这种考虑和做法源自于新政权管理城市社会的基本思路和构想，即把基层控制和管理分为两大系统：单位人和非单位人，亦即社会人。共产党认为，近140万职工和文教工作者是在“构成上海经济主体的重要生产部门以及与生产密切联系的方面”工作的，他们是“城市工作的主要对象”（注：“市委关于里弄整顿工作的指示”，沪委(54)丑字第088号，1954年8月2日，上档资料，A6-2-155；政法委员会研究组：“上海市居委会调查情况”，1953年10月，上档资料，A6-2-68。），依靠力量和大多数团结对象就在这些单位人中间。在单位参加集体政治生活的人在共产党各级组织的直接掌控之下，易于发动，也便于识别其政治面目。而大量散居里弄的非单位人“阶层复杂，政治思想情况复杂，生产和生活规律不一，要求不一；基础薄弱，无党团组织，政治认识较模糊”（注：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里弄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里弄工委”）办公室：“里弄整顿第一阶段（干部清理）工作小结”（草稿），1954年6月28日，上档资料，A6-2-158。），近代上海都市社会的特质在这个空间内表现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