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4)02-0065-09 关于《新青年》同仁在刚刚聚拢初期的“共识”和“歧义”，笔者以为新旧与中西这些大而无当的论争已经成为过去，眼下的学术命题则是深层次的思想谱系梳理。这里，我们关心的命题是：“问题与主义”之前《新青年》何以为论争埋下了伏笔，即双方相互瞄准对方的哲学背景是什么。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同时解决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好像与《新青年》没有直接关系的说法。进一步说，这个论争虽然将战场拉到了大本营之外的《每周评论》上，但要看到：一、《每周评论》作为《新青年》的孪生刊物，同样是《新青年》同仁的文化生产“场域”；二、正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冲击和分歧，才有了“不谈政治”食言后的妥协。换句话说，《每周评论》是《新青年》的延伸，只有在这个新场地上，才能直接看到两个体系的短兵相接以及思想论争上的刀光剑影。所以，《每周评论》是《新青年》思想载体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论述《新青年》不可不谈《每周评论》。这样，“问题与主义之争”这一思想史命题也就是研究《新青年》杂志不可跳过的环节。 在进入本论之前，笔者还有几点需要说明：一是作为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歧义，是早在“问题与主义”的“明争”之前就有“暗斗”的。就思想界当时的情形而言，无论“问题”何其繁多、“主义”何其纷杂，“问题与主义”之争终归还是两种知识路径（意识形态）的歧义。二是由暗而明的争论其实是“改良”与“革命”的对立。尽管当时直接论战之前实验主义与社会主义没有很多的交锋，但在两种社会改造方式之间，他们已经将自我的知识谱系慢慢扩展、健全、完善，从而在最后分道扬镳。三是《新青年》导引的两种思想路径在排除或说消解了无政府主义、军国主义、唯科学主义（暂时）之后才各自独占鳌头的。实验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双峰凸起使得思想界的“问题与主义”渐渐统摄于两个庞大的思维体系里。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它的涌现只是两种知识谱系延伸过程中的一个时段，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来看，“问题”注重的是方法或说“现实”，“主义”注重的是目的或说“理想”。分庭抗礼的双方通过论争各自加深了对自我体系残缺的体悟，最终在手段与目的、现实与理想的自我缺憾中表达了取长补短的愿望，从而形成了思想史上难得的学术争鸣、思想互补、宽容对方的局面。尽管当年学术界这样一个力求摆脱手段与目的、现实与理想偏执一极的平衡论式的对话只是昙花一现，但今天回想起来还是那么令人兴奋和怀念。（注：“知识考古学”是法国著名思想史学者米歇尔·福柯提出的一个概念，意在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在方法论意义上，主要是要通过对知识、观念历史的描述来辨析文本揭示的思想秘密（参见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2003年版）。文本作者提供的思想深层的蛛丝马迹以及它出现的外在条件、变化的规律、统合的形式与环节等，以考古学的方法对“言及之物”进行“档案”式归类、整理、分析、发现，是这一理论用诸思想史研究的切入点。） 一、研究之研究：“问题与主义”的学术之争 鉴于“问题与主义”之争（以下简称“两争”）是论述五四思想史不可跳过的一环，据不完全统计，单从90年代到目前的研究成果就有100余篇。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命题在20世纪思想史上的显学地位。这里，我们不可能对学术界的成果一一列举，只能从海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中举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众所周知，学术界带有一定政治倾向性的传统观点是：“两争”是非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挑衅。直到现在，这一观点还强烈地影响着学术界。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这场论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必然结果。显然，他们对“两争”双方的具体对手并没有太多的留意。对此，一位学人对论争双方的“诸多而非单一”的思想谱系提出了“多元的”观点。（注：李林在《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8期上撰文说：“马克思主义既不是引发这场论战的唯一原因，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胡适论争中的唯一对手。”）最富有新意也极具影响的文章来自一位对思想史素有研究的学者，他一反传统的学术观点，指出胡适那篇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矛头是针对无政府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的：“由于看到无政府主义者滥用和曲解实验主义，因此，作为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必须站出来正确的说明和解释实验主义，澄清人们的认识。”[1] 笔者在没有论证推演前要预支的观点是：其一，今天这里还原“两争”历史的方法和意义还是对胡适那种实验主义认知态度的借鉴。在笔者看来，尽管胡适一族的“自由主义和实验主义都非常尴尬”过，但它通过论争告诉人们的“不要迷信（一种）学理”、“任何学理的产生都有其时代背景”以及采取怀疑、求证、实验的态度去寻求真理和改造社会良方的思想路径却有着恒久的意义。“主义”会流于“空谈”，从而也会助长中国传统本来固有的“空疏”、“骄嚣”学风。其二，将胡适与“反共理论家”区别开来与否并非思想史命题的关键，即使胡适的反马克思主义“铁证如山”，也还是得承认“这一个”胡适、这一段历史。“问题”的问题在于，胡适的实验主义渐进意识形态自以为找到了比激进意识形态更为“现实”的社会进化良方，但其蹩脚的历史注脚除却能写上游弋浮萍四个字外，能把“历史”摆平吗？于是，其三，“主义”的空疏、骄嚣、笼统以及“目的热”（也有自己的手段）是我们不能完全认同的；同时，“问题”的陷于琐碎、流于饾饤、偏于内转以及“方法盲”（也有自己的目的），也是令人难以苟同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汉宋之争”，但相伴而生的还是士人们为了“合汉宋、兼虚实”所作出的不懈努力。[2](p.82)故而在“问题与主义”之间寻求并立、互补、圆融的平衡思想论式，在手段与目的、理想和现实之间互为参照、相与宽容，才是回眸这场论战的真谛。所以，笔者既不认为思想史上的那场论争有胜负之别，也不认为任何一方在当时占据了上风。至于后来一方的尴尬以及另一方的如日中天并不是当时的事实。难能可贵的是，当事双方谁也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而是愿意对自己执信的学说有所补正，而且努力使自己的学说朝着完善、深入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