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国的“文革”这段极其特殊的历史放置在“现代性”的巨大问题框架内来加以讨论，似乎是目前“文革”研究的一种热潮。本文不打算全面评述这些研究的既有成果，而只想撷取一些一般性的个案来追问一下跟“文革”有关的“问题”，并以此对“‘文革’是否具有现代性”的问题提出质疑。 一、是“谁”在把“文革”作为“问题”而思考 我们可以将跟“文革”有关的人划分成这样三个层次：A、上层政治官员；B、知识分子阶层；C、普通民众。这是为了分析方便而暂时划分的类别，其中当然有相互交叉的部分。 就上层政治官员而言，我们承认，他们多数因为自身被动地或者主动地卷入了“文革”运动之中，曾经身历其害，所以留在其记忆中的大多是不良印象。但也不能否认，他们中也有不少人却是因为“文革”而得益的，当政治运作需要对“文革”作出统一口径的评价判断时，他们一样会把自己安置在“‘文革’受害者”的行列之中。所以，一般来说，这一类人对于“文革”所作的评判和结论并不是非常可靠的，因为其中有着相当大的情感成分与利益因素。但他们有可能为“文革”这段历史提供必要的证据（有价值的事实文献）。 作为第三类也是数量最为庞大的一类的普通民众，在整个“文革”运动过程中事实上一直处在一种“盲动”的状态（以服从为基本限度）。他们的满足或者不满，大都跟他们自身的具体生存境况密切相关，能够相对安宁地生活时，他们是拥护这场革命的；而一旦生活本身出现了危机，他们的不满就将或多或少地溢于言表，但这种情状一般也不会导致某种过激行为——即使有，也多是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发生的，它不会将矛头直接指向国家体制或者领导者个人（有关“文革”的小说中的描述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这也是大多数关于“文革”的文学叙述的边界）。对于整个事件和其他两类人来说，他们更多的是处在“旁观者”的位置上（以有限的同情心和为生存计而惯有的淡漠游移在“革命运动”的边缘上）。这一类人所能提供的主要是“文学叙述”的载体与切入点，而他们身上真正缺乏的其实是深入反思所需要的深刻的思想资源。 三类人中最值得关注、情况最复杂但又必须深入探讨的就是知识分子阶层，我们的全部讨论可能都将把他们作为最重要的主体对象来展开。 面对“文革”之时，知识分子的心态应该是比较复杂的，其中的原因，一是由于传统历史的沉淀所导致的知识分子与政治运作之间天然的亲和力，使得知识分子很难将自己从民族、国家及其体制中剥离出来而成为真正独立的“思想主体”（知识分子事实上一直是以“依附性”作为根本前提来寻求自身的定位的）；二是源于自“五四”以来所形成的知识分子主动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更多地是在考虑如何能成为一个“行动者”而不仅仅是个“思想者”，这就导致了“思想资源迅速转化为行动”的问题，先行于“如何使思想资源本身更加可靠”的问题——“思想”本身被相对悬置，进而对“思想本身”的必要反思（“思想”之可靠性的深刻质疑）暗中被删除掉了。所以知识分子一直奔走在“行动”与“思想”这两者之间，“行动”受阻或者失败，他就常常会放弃既有的“思想”而去寻求另外的（可用的）所谓新的“思想”资源（这是“过时论”的根本原因），或者顶多是退回到既有的“思想资源”来思考自己是不是什么地方“用”错了（这是被他人认为是“思想保守者”但自己始终认为是在坚持某种“正确思想”的人惯常采用的行为逻辑）。以这样一种情形去面对“文革”，是很难给予这一非常特殊的事件以可靠的历史定位的。 二、讨论“文革”能否首先找到一个可靠的支点 每个人面对“文革”，其价值判断可能都会出现各个不同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各自不同的事实经验所造成的，其中包括(A)自身的切实经历或者间接经验（由他者的叙述而构成），(B)以文学（艺术）方式所展开的“‘文革’叙述”（文学影视作品等）给予自己的感性印象，以及(C)作为研究者所直接面对的基本历史史料（文字或图像的）。全部的材料被整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每个人关于“文革”的事实经验本身。他们同时也将形成每个人观照“文革”问题之时的“前见”（初步的但自己也许始终认为是可靠的对于“文革”的基本判断），这些“前见”一直伴随在“‘文革’问题”之思考的始终，甚至常常潜在地左右着自己的基本结论（价值判断先行于事实判断进而导致对事实本身的扭曲或者事实本相的被悬置）。从研究和思想的角度来讲，这种情形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常常会使一个研究者陷入这样一种局面：有了某种既定的结论，然后努力去寻找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该结论的正确性（或深刻性）。我以为，所谓“‘文革，的现代性”问题大抵就是这样被生成出来的。 有一种逻辑认为，如果说现代性问题是生长在资本主义土壤上的既有问题的话，那么，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以取代资本主义为根本职能的社会主义形态也必将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一种至少能够或已经克服了资本主义形态之现代性弊端的更为先进的现代性状况），这一点至少在逻辑层面上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但这样一种“前见”的逻辑实际上已经根本置换了现有社会主义形态的基本历史事实，譬如物质与基本生产资料的严重匮乏，以及多数人所既有的基本生存水准的低下，等等。 另一种逻辑认为，从全球化的语境着眼，凡一切合于现代性状况之基本尺度的，比如以确立人的主体为根本内容，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目标，以民族生存的宏大叙事为主要特征等，所有此种形态的文明结构都应当纳入现代性的问题视域之内，以作全面的考察。西学的思想资源一直是我们思考本民族问题的有力参照，利奥塔、福柯、杰姆逊（詹明信）以及德里达等等，的确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相对可靠的思想路标。但我们不能忘了，他们更多的是在为他们自身所处的文明形态的缺憾寻求其根因与救赎之途（日本知识界在“文革”期间对于“文革”本身的正面评价就是一个例证，如当时的《朝日新闻》对于“文革”运动的充分肯定）。在他们那里，曾经一直被奉为骄傲的“现代性”的辉煌感与先进性开始受到了深刻的质疑——“现代性”之于他们，是其自身必须面对的真正的“问题”，所以，无论是利奥塔所作的关于“后现代状况”的报告，福柯所声称的“人之死”，甚至杰姆逊对于毛泽东思想的重新阐释，其都是以他们所面对的自身的“问题”为根本出发点的。如果我们仅仅单纯地以他们（或者某位其他思想家）所确立的尺度来反观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确实是“问题”的话），这就又恰恰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前见”——一种力图抽取我们自身的经验事实中能够“符合”该尺度的资源以进一步证明该尺度之合理性的“前见”。我以为，这种以他者的“问题”作为自身“问题”的思考逻辑很可能会使真正的问题披遮蔽起来，或者说使“问题”本身成为一个虚拟的“假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