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8-0071-06 1931年9月18日晚，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是否下令张学良不要抵抗，虽经学者们考证，基本上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注：参见冯筱才：《“不抵抗政策”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毕万闻：《张学良研究之我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但由于史料的限制，论述尚不充分，而且对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心态缺乏足够的分析，本文借助新发表的张学良的谈话，着重从张学良自身的方面，探讨他在九一八事变时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和心态，并分析张学良对东北沦陷应负的责任。不当之处，请专家指正。 一 关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张学良，让其不要抵抗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版本：一、曾经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1946年8月15日发表广播谈话时说：“‘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致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并且说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的”[1]。二、冯玉祥在其《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说，“九一八事变那一天，荣臻从辽宁给北平的张学良打电话，问张怎么办，张学良回答说：‘日本人要占什么地方，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张学良请示过蒋介石”[2](p19)。三、更为广泛的传说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军事法庭上辩护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一封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说着从衣服口袋中掏出一个小钱包，从中拿出电报宣读，大意是沈阳事变时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要抵抗云云。四、原东北军将领孙德沛回忆说：张学良在1935年8月曾亲口讲，“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占领了沈阳，我接到蒋介石紧急电令，电文内容是‘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3](p214)。五、何柱国回忆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亲自用电话向蒋介石请求”，蒋介石回答说，“我们不还手让他打，我们在‘国际联盟’好说话”[4](p68)。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令东北军或张学良，让其不抵抗的确切证据，上述有的回忆还明显存在矛盾。如传说张学良随身携带电报稿，但南京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李烈钧、陪审官鹿钟麟等在其回忆文章中，均未提及。又如郭维城的证词说当时蒋介石在南京，而实际上，事变发生时，他正乘军舰自南京前往南昌途中。根据现有的史料，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给张学良最早的一份电报是9月19日晚8时左右发出的，电文如下：“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5](p278)由此电可知，蒋介石是在19日才接到的消息，18日晚不可能向张学良发出不抵抗令。还有一种说法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打电话向南京请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熊斌转达蒋介石指示：不能打[6](p574)。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确向南京方面请示过，如张学良在9月24日致蒋介石电报中称，“当时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根据前项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性质，为避免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7](p490)。由于19日才知道消息，蒋介石不但当时没有给张学良下不抵抗令，而且也没有给南京官方下不抵抗令，张学良所谓“官方根据前项命令”中的“前项命令”，应该为“铣”电，而非其他。 总之，根据目前材料看，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没有给张学良下不抵抗令，之所以形成这种认识，或者因为回忆失真所致，或者因为政敌有意为之，或者误把蒋介石处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的方针，当作他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给张学良所下的命令。如果说这还不充分的话，那么，张学良本人的几次谈话，则非常明确地证实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抵抗命令出自他本人之口，而非蒋介石。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对记者谈话时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作报复行动”[8](p198-199)。50余年后，1990年8月，张学良接受日本NHK记者采访时，说他“当初未料到关东军会发动九一八事变”，“我认为这是我判断错误”[9](p1164)。关于蒋介石是否下令不抵抗，张学良说：“这件事情，现在好多人替我辩白，说是当时是中央怎么样”，“我不能把责任推到中央去。我自己是不想把这件事扩大”[10](p78)。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在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我要郑重地说明的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这样说，替我洗刷，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关于张学良随身携带蒋介石发给他的电报稿的事，张学良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11](p434)。结合前文分析，辅以张学良的几次谈话，现在可以判断，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没有给张学良下不抵抗令，不抵抗令出自张学良之口，已确凿无疑。 二 既然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下的，那么，他对沈阳失守，东北沦陷，应负什么责任呢？我们且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1936年6月张学良在《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中说，“‘九·一八’事变前后，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委曲求全，希求事态不扩大”[9](p972-973)，当时“没有把事变的起因和演变，认识得清楚，把握得住”[9](p996)。1990年，张学良对日本NHK记者述说了他不抵抗的原委，并说明自己当时的心态：“大家责备我，说我不抵抗，我不承认。”又说：“我对‘九·一八’判断错误了。后来国人骂我。我说你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是一点不认这个账的，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是封疆大吏，没有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我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对他不利，我这个人是胆大妄为的。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政变，我当时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9](p1155)在同唐德刚教授的交谈中，张学良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为什么没有看出日本发动战争，侵占东三省，继而侵占全中国的阴谋呢？张学良说“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捣了许多年，捣了许多次了”。“过去我们对日本办事情，南京事件也好，济南事件也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11](p432)。“我们历史上都是采用这个办法呀，假如我知道这事情化不了，那我就不同了，我的处置方法就不同了”[11](p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