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之初，日军统帅部与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是扩大战争还是停战媾和的分歧。日军驻外高级将领大都打算速战速决，打一场局部战争，以达到“膺惩支那”的目的。八一三事变发生后，日本仍企图速战速决，运用军事上的优势逼迫中国让步；国民政府则希望能苦撑待变，争取有利条件结束冲突。中方希望通过淞沪战争将中日争端由一个地方冲突事件转变为举世瞩目的国际问题，继而形成对日本的压力，以期通过与日本交涉实现“战而后和”；日方却相信，久战终能逼迫中国降和，于是与布鲁塞尔会议对抗，拒绝各国的停战劝告。其时，西方列强的绥靖主义甚嚣尘上，“国际调停”流产。 然而，日本在拒绝参加布鲁塞尔会议、拒绝国联仲裁的同时，却企图“将军事行动的成果与外交措施的运用相结合，尽快结束此次事变……以期实现日、满、华的融和共荣”（注：参见《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收入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3-246页。），并试图通过第三国即德国的调停促进中日直接谈判，以期阻挠布鲁塞尔会议。布鲁塞尔会议流产后，蒋介石对国联失去幻想，也希望德国出面调停。在这种情况下，与中日两国非同寻常的关系决定德国理所当然地成为中日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调停人，从日本方面来说，德国是日本的“防共”盟友且在中国没有殖民野心，不会偏袒中国或顺手牵羊；从中国方面来看，鉴于中德之间的友好关系，德国不至于歧视中国，而且鉴于德日之间的良好关系，德国有能力说服日本停战议和。作为调停者的德国则企图通过调停为自己的“中立”困境寻找出路：德国一开始在东亚政策上“严守中立”，但其政府内部在联华还是联日问题上意见不一，更重要的是，中日战争使其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与在日本的政治利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一 调停试探 早在1935年10月里宾特洛甫和日本驻德使馆武官大岛浩商谈缔结德日防共协定时，蒋介石和汪精卫曾一致提议德国在中日之间调停并促进中、德、日三国在经济和反共领域的合作，但未得到德方响应。（注：Nieh,Yu-hia,Die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japanischen Konfliktes in Nordchina und die deutschen Vermittlungsbemühungen 1937-38,p.141.）自从德日缔结防共协定之后，德国越来越希望中日双方尽早停战，以摆脱德国东亚政策的困境：纳粹党的先锋们站在反苏、反共和反西方国家的立场主张亲日，但不赞成日本的实力消耗在中国战场；外交部长牛赖特、国防部长兼陆军总司令布隆堡及金融专家沙赫特等人则认为，一旦日本占领中国，德国将和其他列强一样失去中国市场。1937年10月1日，当中日双方在凇沪战役中相持不下时，日本政府出台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规定：“外交措施的目的在于迅速促使中国重新考虑，将中国诱导到我方所期待的境地；对于中国与第三国，进行及时的谈判与工作，在结束事变方面，使中国取消抗日政策与容共政策，不拘泥于过去的情况，为调整邦交而进行划时代的外交谈判。”（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243-246页。）德国遂认为时机已到，可以进行调停试探。 其实，德国十分乐于充当斡旋角色，因为一旦调停成功，将对德国本身及其盟友日本都大有裨益。一方面可以从根本上排除中国为获取援华物资或迫于日本的强大军事压力“投入苏联怀抱”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可以打破苏联利用援华抑日而一心西顾的计划，并帮助日本跳出中日战争的泥潭，使之有可能在配合德国进攻苏联方面发挥最大的作用。同时，德国调停还有利于缓解德日关系。1936年，德国的对华贸易已经在中国商品输入总额（东北除外）中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德日两国在中国进行经济利益竞争的矛盾也因此而升级。德国出于自身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而援助国民政府，向中国出售军火、派遣军事顾问，这更引起了日本的不满，并一度造成德日关系的紧张。虽然德国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采取了中止援华的措施，如在1937年10月下令在华军事顾问不得参与军事活动等，使德日关系有所缓和，但并不能从根本上使德国摆脱在远东的窘境。因此，德国幻想通过调停，一方面确保其在华的经济利益，一方面确保其在日的政治利益，并防止德日关系因为德国的对华政策而进一步恶化。 布鲁塞尔会议是德国开始调停努力的转折点。10月22日，日本参谋本部派遣很有影响的军官马奈木敬信上校，由德国驻日大使馆武官奥托陪同抵达上海，与陶德曼磋商和平解决中日冲突的途径。（注：关于陶德曼与马奈木敬信的上海会晤，详见Private Tagebuchaufzeichnungen 1937/1938,den 29.Oktobet 1937，转引自Nieh,Yu-his,Die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japanischen Konfliktes in Nordchina und die deutschen Vermittlungsbemühungen 1937-38,p.145。）“陶德曼调停”由此拉开序幕。 在与马奈木敬信及奥托见面之前，陶德曼会见了正在上海的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试探日本的和平条件。除了重复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前不久发表的基本条件（注：亦即近卫文麿委托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理事长、曾任上海总领事的船津辰一郎1937年8月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进行秘密和谈时提出的条件：扩大华北非武装地带，取缔排日行为，降低对日关税，承认伪满和共同防共等。），川越茂几乎没有向陶德曼透露其他内容，他认为对中日双方来说，要实现近卫的这些基本条件，时间都很紧迫。在会面时，马奈木敬信向陶德曼出示了一份日本参谋本部详细的和平计划。根据从日文翻译的德文文本，日本的主要条件是：日本并不想分裂华北，对日本来说，一个自治的经济特区就已足够；中国必须断绝与苏联的关系，缔结反共盟约；上海问题应在地方层次上解决，关键取决于蒋介石的态度，日本军队并非一定要摧毁蒋介石政府；禁止抗日运动，日本期待着实在而友好的合作，并将尽力保全南京国民政府的面子；日本愿在此基础之上停战。马奈木敬信还在陶德曼面前抱怨德国不向日本提供新式军用飞机，德国在华军事顾问给日军作战制造了很多麻烦。陶德曼反驳道，德国在华军事顾问没有危害日本军队，再说，与其让苏联顾问指挥中国军队抗日，还不如让德国顾问留在中国。马奈木敬信又要求陶德曼及时向日方提供苏联对华军事援助情报，但遭到拒绝。陶德曼指责日本在华军事行动严重损害了德国在中国、特别是在上海的利益。（注：详见 John P.Fox,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London School of Economies and Political Science,Oxford Press 1982,pp.261-2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