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4)01-0076-11 国家由“地方”组成。故一般情形下，地方观念与国家观念并不截然对立，有时还可相辅相成。但遇到特殊情境，尤其是外患剧烈时，两者便常常发生严重冲突。但即使在后一种情形下，其关系仍呈现出不少复杂的面相，难以概而言之。 以近代中国为例。20世纪初，一部分国人因对清政府救亡能力失望及受西方“地方自治”的启发与鼓励，开始倡导通过“爱乡”来“救国”的思想。到了20年代，处在南北分裂夹缝中的几个地区提出了“联省自治”的主张，在看似“分裂”之中包藏着走向全国统一的目标。不过，其时也有人注意到“联治”思路确实存在着真正分裂的危险。因此，在20年代中后期，更强调内部整合的统一观念就在国内舆论中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30年代，随着日本催逼日甚，中国的国家危亡迫在眉睫，国家观念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其思想说服力和社会号召力均大大增强，地方观念也越来越在国人的思想论说中成为一个负面形象[1][2][3]。或许正因如此，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研究中，地方观念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少数的论述也把它作为国家统一的对立面而放在一个天然受批判的位置上。这种情形在近年虽有所转变，但总的说来，其成果还有限，对二者纠葛的复杂性尤需进一步探索（注：除已经提到的研究成果外，还有吴振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派意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刘伟《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王续添近年有一系列文章讨论相关内容，包括《民国时期的地方心理观念论析》，《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经济·文化·外力——民国地方主义成因探析》，《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3期；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收杨念群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第387-4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王东杰《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事实上，地方观念（感情）有时会成为刺激国家观念的一个重要动力。罗志田教授曾注意到，咸同以降，随着湘军的兴起，湖南士人心态大变，开始日益强调湖南人“对天下之责任”，表现出全国性的眼光[4]。不过，这种对于“天下”的责任感，又是与对“湖南人”这一地域性认同的强调分不开的。与此类似，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确立了建设西南的政策，“僻处西隅”的四川开始由一个边缘性的省份上升为“中华民族复兴策源地”，大大激发了川人对于全国的责任感，同时也增强了其地域性的自尊心。其间的吊诡之处，值得讨论。 本文拟以1936年夏陈衡哲《川行琐记》（以下简称“《川》文”）一文在省内外川人中激起的风波为例，对此问题稍做剖析。这场事件的参与者和关注者大抵以川人为主，持续时间不过20多天，即使从地方历史的角度看也只是转瞬即逝的小小浪花，但其意义却并不因此而微不足道。事实上，它提供了一个中央入川初期川人地方观念与国家观念多层面纠葛的事例。 一 1936年2月1日，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的夫人、新文学作家和历史学家陈衡哲给“住在北平、天津、上海、杭州、南京，以及华中各处的许多朋友们”写了一封“公信”，讲述1935年底任氏一家四口人从北平搬家到成都的经过。3月1日，该文以《川行琐记（一）》的题目发表在《独立评论》上。4月和6月，她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两篇同题文章，叙述她在成都的生活（注：陈衡哲的三篇文章分别见《独立评论》第190号（1936年3月1日），第14-20页；第195号（1936年4月5日）第14-20页；第207号（1936年6月28日），第15-21页。下引陈文，不再一一注明。）。 一开始，陈文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到了6月份，却在川人中激起了一场大风波。风波起自南京。6月2日，南京《新民报》突然转载了《川》文第二篇《四川的“二云”》，并用大号字加上了“她说四川女生不以作妾为耻／她说四川的鸡蛋没有蛋味”的副标题。据编者说，这是因为该报收到了一位川籍读者的来稿，对陈文表示不满。转载陈文是为了“方便读者理解陈女士观察四川的错误”。之后，该报又连载了《川》文其他两篇，并连续发表批陈文章。 6月20日，主要的“讨伐战场”转到了成都。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新新新闻》的专栏作家“棉花匠”首先对陈衡哲发难：“陈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才到四川不久。以一个妇女来到四川，而且又拖儿带女，奉行的是贤妻良母的职务，要想在短时间内，观察四川的社会情形，以至于天文地理。我觉得陈先生似乎草率了一点”。他的愤慨主要针对陈衡哲所谓的“二云”（陈说四川有“二云”——天上的乌云和人间的鸦片烟云），尤其是鸦片烟云：“四川的烟民自然很多。可是，据我们知道，陈先生来川的时候，四川的烟民，已经在减少了。陈先生偏要以过去的事实，以短时间的天象，来罗织四川的罪状，使外省人得到了一个黑暗地狱的印象”。他表示，“陈先生看不惯四川的现象，一定不能再往下去了”[5]。“棉花匠”虽然批评陈衡哲的文章，但把主因归结为陈太“草率”，措辞尚算温和。他也承认陈所说并非虚构，但强调那都是“过去的事实”。他并指出，之所以不满意那篇文章，是因为陈的描述使“外省人”对四川产生了不好的印象。此后，直到7月中旬，陈衡哲成为以《新新新闻》为主的一些成都报刊的重点讨伐对象，每天都有相关文章或消息发表，“批判”程度也不断升级。据《新新新闻》7月5日宣称，“本报接到对陈衡哲女士污辱全川质问文，直到昨夜，已达五百七十余件”[6]。可知反响之“热烈”。不少论者异口同声指出，陈写《川》文距她来川时间甚短，就“妄下断语”，表明她原本就对川人心存偏见。高中生萧参写给陈一封公开信，说：“你之尽量搜□四川的坏处，未始不是□叫人‘改过迁善’的意思，但却言中有刺，处处都在讥刺着四川。这却叫我怀疑你的叫人‘改过迁善’的态度，而想着你是在嫉恨着四川，对四川没有怀着‘友好’的意思”。既然是带了有色眼镜，也就处处见到不好的一面。”[7]一位署名“两极”的作者摘抄了陈文的一些段落，证明陈对四川的“花”、“鸡蛋”、“孩子”、“西药房”、“浴室”、“阳光”、“云”、“社会”、“文化”、“女生”、“成都人”乃至“四川两字”“都不满意”，可知陈偏见极深。“两极”并特意强调陈的文章发表在“外省出版的《独立评论》上”，暗示陈不是四川的诤友，本是存心诋毁[8]。陈文提到四川有“女生作妾”的现象，尤令妇女界反感。不少作者都要求陈衡哲“拿证据来”。7月8日，华阳妇女协会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川》文已经构成了“诽谤罪”，并致函各县妇女协会、各校女生参加诉讼[9](1936-7-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