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前后中间党派对民主的诠释:以经济民主为中心

作 者:

作者简介:
石毕凡(1967- ),男,安徽宿松人,浙江大学法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 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原文出处:
安徽史学

内容提要:

20世纪40年代,中间党派及自由知识分子为反对国民党垄断国家资源的一党专政体制,提出了融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教育民主、国际民主于一炉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这种民主观试图扩大民主的范围,其目标是社会方方面面皆民主化,以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正义,体现了超时代的理想主义色彩。中间党派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颂扬,具有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进步意义,是近代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留给后人的一笔精神财富。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4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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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5.9 K26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3)06-0045-06

      怎样把中国建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这是20世纪40年代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党派苦苦求索的重大命题。抗战胜利后,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对英美和苏联民主制度分析的基础上,主张中国既不能一味地“师法英美”,更非简单地“师法苏联”,苦心设计出一套中国型的民主模式,其经典表述便是“从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扩展到经济上的自由平等”或曰“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注:《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77页。)。这个“第三条道路”被写入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政纲之中。笔者认为,中间党派力图调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于一炉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历史虽未给它提供实践的机会,但它对现在乃至未来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仍有一定启示。鉴于史学界对中间党派的民主观缺乏深入的探究,本文准备作一种类型论的尝试,因为不可能对介于国共之间的所有民主党派都作出客观而面面俱到的分析,那样做不仅过于复杂,恐怕亦容易陷入单纯罗列之危险(注:中间党派成分非常复杂,思想也有分歧,先后有青年党、国社党(后改组为民主社会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社、民盟、民建、民促等。但他们的基本理念与国共两党都存在距离,中间色彩浓厚,相似处颇多。这鲜明地体现在1945年10月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政纲及宣言和1946年1月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围绕建国纲领、政府改组、军队国家化、国民大会代表名额及宪法问题所进行的博弈之中。)。

      一、对英美苏民主制度的认识

      近代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深受西方社会的影响。1945年10月,《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指出:英美的“民意政治”已有了“长期斗争的历史”,个人权利包括思想、言论、信仰、出版、结社等自由的保障就是这些奋斗的产物。英美人民通过选举制、政党政治和议会制,决定政府的政策,管理政府的财政,监督政府的行动。“英美两国在民主政治上的一切经验”是中国建立民主制度“宝贵的参考材料”。但是,“英美的民主政治与政党政治也有他们的缺点”。这些缺点不是“从那制度本身发出的,而在其社会经济制度缺乏调整”,致使社会上贫富悬殊差别太大。结果,人民在政治上“那些自由平等权利,在许多方面就落了空,就成了有名无实(注:以上均参见《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75-77页。)。所以,英美在形式上很民主,而实际上并不民主,是一种“假民主”(注:周鲸文:《论中国多数人的政治路线》,载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4页。)。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偏重政治自由,而缺少经济平等”,未能解决人类的全部问题(注:周绶章:《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新社会主义路线的提出》,载《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第514页。),才促使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全球的勃兴。苏联的计划经济、公有制和消除种种社会不平等的实验,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产生了强烈诱惑力。民盟认为:要想把民主制度继续推向前进,必须在经济上也实现民主化。在这方面苏联比英美强,“其成绩特别多”,是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极好的参考材料”(注:《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77页。)。中间党派亦洞察到苏联在政治民主方面的缺陷,即苏联在政治上实行的是一个阶级的专政而非全民政治,一党专制而非多党政治。因此,苏联的民主是一种“狭民主”(注:周鲸文:《论中国多数人的政治路线》,载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5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54页。)。

      既然传统的英美政治民主与苏联新兴的经济民主都存在弊端,那么如何建构中国的民主体制呢?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张君劢曾指出:“假定英美没有经济民主,但人民能投票,有政治民主,很容易过渡到经济民主。象苏联虽有经济民主,但不允许反对党存在,不允许人民自由表示其意见,实难于实现政治民主。”一句话,“由政治民主到经济民主很容易,由经济民主到政治民主则很困难”(注:张君劢:《民主社会党的任务》,载《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页。)。中间党派大多倾向于把政治民主看作是实现经济民主的前提条件而加以认同。中间党派代表人物之所以有如此的推论,实与战后英国工党上台执政并推行国有化政策等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有关。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英国工党理论家及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家哈罗德·拉斯基对中间党派的广泛影响。

      成立于1884年的费边社原是一个以社会主义相标榜的改良主义团体。作为费边主义思想家,拉斯基欲调和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其理想中的社会是在经济民主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实行一种既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拉斯基尽管没有来过中国,但在中国信徒甚众,如张君劢、罗隆基、王造时、张奚若、吴恩裕、萧公权、杭立武、樊德芬、龚祥瑞、储安平等中间派人士,他们或直接受业于拉斯基的门下,或间接地受其影响。中间派人士将拉斯基的学说大量译介过来,其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五四时代来华的杜威和罗素。中间党派对英国工党及费边主义的和平渐进主张深感兴味,特别欣赏那种既改善资本主义又避免社会主义革命的折中技巧。罗隆基十分赞成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的观点:“认革命为社会主义者的方法是错误的,革命永久不能实现社会主义……一种影响经济生产的程序的变更,一种建设劳工与酬报的公平关系的变更,一种打破贫富不均的变更,这些变更,革命是无能为力的。”(注:罗隆基:《论共产主义》,《新月》第3卷第1期,1930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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