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4)01-0030-05 在1949年到1956年这一段时间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最为复杂。这是因为这个阶级处于最复杂的变动之中。同为被消灭的阶级，地主阶级一直是民主革命的对象，他们还未来得及在心态上有什么重大变化，在经过土地改革后就不存在了。富农，也是被消灭的阶级，但是中国的富农是缺乏政治意识或者说政治意识不强，在经济上不能左右整个国民经济，影响也不很大。民族资产阶级则不然。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有着政治上的理想和抱负，许多人是信奉实业救国的；他们一度在中国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有的工业企业在世界上有影响；在中国革命中，他们一直作为革命的同盟军，并且在某一时期是中国务派政治力量主要是国共两党都在争取的对象。这样，在阶级关系和阶层结构变动的过程中，这个阶级的成员的心态变化最为复杂也就不足为怪了。大致说来，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经历了疑惧——兴奋——较量——服从这样一个过程。当然，不同的人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大趋势如此。 一、从疑惧到兴奋 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在这时，国民党的统治大势已去，人民解放战争已近尾声。民族资产阶级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选择共产党还是选择国民党，还是双方都不选择三种出路。选择国民党，就意味着将企业、资财移到台湾；选择共产党则意味着企业、资财、人员留在大陆。两党都不选择，则可以把企业、资财转移到香港或国外。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来说，这是他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这个选择是痛苦的。一部分选择了第一条、第三条道路。大部分人选择了第二条道路。选择留在国内的人，也有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和共产党早有来往，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因此没有太多的犹豫；另一种情况是对共产党没有了解或了解不多，但对国民党有深刻的认识，认为和跟国民党走没有前途，到国外去也非上策。有“火柴大王”、“煤炭大王”、“企业大王”之称的刘鸿生说：“过去四十年的经验使我深知蒋介石是长不了的，跟着他跑只有死路一条。我也并不想流落海外作白华。”[1](P7)无独有偶，荣氏家族的荣德生在上海解放前夕家人议论该怎么办时，也认为“跟国民党走有什么出路？共产党再坏也坏不过国民党！”“吾等始终从事工商业，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我决不离沪离乡，希望大家也万勿离国他往。”[2](P23)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人在国外没有门路，或自己企业小资金少，到国外没有发展前途，还不如留在国内。 虽然留在了国内，但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平静。他们对共产党是怀着疑惧心理的。刘鸿生说：“我那时不但不能相信共产党，而且怕它。怕共产党来了要清算我。”[1](P7)荣毅仁说的更形象：“又听得谣言四起，说什么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要弄得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在外表上还要故作镇静，免得厂里一些同事惶惶不安，内心却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2](P88-89)在解放较早的东北，也有这种情况。中共辽西省委在《关于私营工商业问题初步检查总结》中，也认为东北的“资本家不摸底，有顾虑，除了普遍存在着怕‘树大招风’，怕将来‘共产’的顾虑之外，还有少数怕斗怕分”。[P3](23)山东资本家苗海南“对国民党早已失去信心，对之不抱任何幻想，但本人是资本家，对共产党的政策又知之甚少，走吧又惦记着企业，留吧前途未卜，真是忧心忡忡，如坐针毡，心情处于极其复杂和迷惘困惑之中”。他在当时写的一首诗描述了当时的心情：“徒倚江南路，嗟麟识道穷。三春浑夏日，一雨信秋风。青乌书难寄，黄梁梦正中。孤云何所托，舒卷任西东。”[4](P416)“孤云何所托，舒卷任西东”，形象地表达了当时民族资本家主张不定、犹豫彷徨的心态。疑惧什么？主要是疑惧自己的财产被清算，疑惧作为剥削阶级，共产党是否能放过自己？武汉的徐雪轩道出了自己的顾虑，“一是我的商店还能不能经营；二是我个人有没有出路；三是我的子女有没有前途”。[5](P262)这是当时民族资本家的普遍心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稳定市场物价后，民族工商业出现萧条，也使得民族资本家心神不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前民族资本家疑惧心态的延续。当时的工厂减产、商品滞销、工厂银行商店倒闭，工人失业，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企业能否继续存在产生怀疑，认为共产党的政策变了。因此，有的坐观等待；有的消极经营；有的转移财产，抽逃资金；有的关闭企业，解散职工；还有的弃厂出走，跑到国外去了。“一些从香港回到上海的资本家，这时有的又跑回香港去了。”[6](P98)更有的要把工厂“献”给国家。上海的刘鸿生就给陈毅市长写信，要求把企业献给国家，因为企业实在难以维持了。 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疑惧心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首先明确：“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要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6](P989)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党和政府调整公私、劳资和产销关系。经过调整，民族资产阶级渡过了难关，生产恢复，市场活跃，民族资产阶级也由疑惧转为兴奋，纷纷欢呼“黄金时代”、“难忘的1951年”。他们对于党和政府的措施是拥护的。“一般工商业者，对我党平稳物价、调整公私等各项政策，表示热烈拥护。他们说：‘共产党的政策变好了，今后买卖好做了，利虽不大，可是稳当。’”[7](P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