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3年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开始同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出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档案文件集，计划出五卷，迄今已出版三卷，发表1920年6月至1931年9月期间文件886份，第四卷即将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购买了出版发行该卷中译本的版权，已收到发排稿的副本），收录1931年1月至1937年7月期间文件411份。此外，这个时期俄罗斯学者个人也在发表的论著中披露许多与中国有关的档案文件。这些档案资料的发表引起了国际史学界的很大兴趣，促进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1997年在北京、1998年在柏林、1999年在台湾、2003年在海南先后举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学术研讨会就说明了这一点。俄罗斯学者曾指出，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对于他们以前的学术成果是个挑战，有的资料推翻了他们的结论，有的资料改变了他们的一些传统观念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这说明他们在选编文件过程中，对一些历史问题已有所研究和思考。他们在为几卷文件集编写的绪言和前言中以及在发表的一些文章中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下面作个介绍。 一、关于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关系 众所周知，共产国际是个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共产国际的主要任务是开展世界革命。过去苏联史学界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界，都把共产国际看做是领导劳动人民争取美好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国际性组织。多数学者都不否认共产国际的活动受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先是列宁后是斯大林的指导，但通常都认为，共产国际是一个独立的集体的共产党最高组织，是世界革命的“司令部”。共产国际档案开放以后，有的俄罗斯学者从档案材料中看出：实际上共产国际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组织，而是为维护苏联利益执行苏联对外政策的一个工具。在20年代初，它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巩固和加强俄国苏维埃政权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到30年代，斯大林已不把实现世界革命思想看做是共产国际的主要的“终极目标”，共产国际的重要任务是宣传“苏维埃发展模式”（注：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史(1919-1943)》，莫斯科，2002年，第4～7页。）。 1994年《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文件集出版后，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学者根据新解密的档案文件，更加明确地说明了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关系，他们认为，表面上看，共产国际是一个独立的集体的国际共产党组织，而实际上共产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处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之下，共产国际的所有重大政治举措和干部任命，事先都得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共产国际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是实施苏联总的外交战略和策略的两个渠道。（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绪论部分。） 1925年3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还专门成立一个中国委员会，一开始是作为“对国民党和同情它的团体的日常援助措施的总监督机构”，而后不久就成了继中央政治局之后就俄共（布）、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的制定和作出决议的第二中心。而且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5年10月15日决定，中国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决议是最后决议，也就是说，不需要政治局的再批准（注：А．М．格里戈里耶夫、К．В．舍维廖夫：《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新材料》，载《党史研究资料》杂志1995年第3期。）。 由此可见，共产国际与联共（布）的关系，特别是30年代以后，不是党与支部的关系，而是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所以我们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必须考虑到共产国际与联共（布）这种特殊的关系，必须考虑到联共（布）思想理论、内外政策及其党内斗争对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作出符合实际的阐述和评价。 二、关于“孙越宣言”的思想背景和评价问题 1923年1月发表的“孙越宣言”，是国民党同苏俄缔结军事政治联盟的直接序幕。近年来，有些俄罗斯学者对“孙越宣言”的思想背景和评价进行了探讨。他们指出：前苏联学者认为，孙逸仙是苏联人民的伟大朋友，他深切地同情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因此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同列宁进行了热情的通信。苏俄同孙逸仙的结盟是“天然盟友”相互吸引的结果。苏俄把实现中国民族和社会的解放作为自己的主要的和惟一的目标；而孙逸仙把新俄国视为惟一的盟友。（注：А．М．格里戈里耶夫：《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1920-1937)》，载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史(1919～1943)》，第298页。）但台湾史学工作者却持与此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孙逸仙始终对苏俄持怀疑态度，认为它是中国人民潜在的敌人，酝酿着对中国的长远侵略计划。因此孙逸仙同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的接触，绝不是他的原则性战略方针的体现，而只不过是一种策略手段。中国大陆学者则认为，共产国际在初期对孙逸仙在中国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作用估计不足，情愿同善于伪装的陈炯明或吴佩孚之类的反革命封建军阀打交道。1921年马林会见孙逸仙并同他进行长时间的交谈之后，莫斯科才对孙逸仙思想的真正意义作出正确的评价，不久孙逸仙作出面向苏联的决定。中国学者认为，苏维埃国家对华政策从总体上看是沙皇政府对华政策的继续，沙皇政府早在1911年就认真地分析了支持华南在野力量的前景，目的是向中国中央政府施加压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按着同样的模式行事，希望同孙逸仙的接触可以促使北京政府变得更愿意作出让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