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看“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1932-1936)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红民(1958- ),男,山东泰安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安徽史学

内容提要:

“新国民党”是1930年代初期胡汉民等人在国民党内建立的以“抗日”、“反蒋”、“剿共”为主张的政治团体。本文作者已以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为基本史料,对“新国民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为系列论文之一。它重点探讨“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内容包括:“新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成员及其以天津为中心的基本活动;地方实力派(冯玉祥、方振武等)与“新国民党”的关系;并对北方“新国民党”活动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分析。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4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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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3)06-0034-07

      胡汉民等人在1930年代是否组建过“新国民党”,曾是有争议的问题。由于“新国民党”的活动始终处于秘密状态,所存留资料极其有限,一些当事人出于不同的原因,否认与该组织的关系(注:如1976年傅启学回忆称,“从来没有组党的提议,甚至没有组党暗示。……仅是一个谣言”。见“有关展堂先生的两件事与一个谜”(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蒋永敬教授受其误导,在研究中称,胡汉民“组党之事,……据以后证实,并无其事。”见《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24页。)。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以下简称“往来函电稿”)中,有大量资料涉及“新国民党”,不仅确凿地证明“新国民党”确曾存在,且使对“新国民党”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成为可能(注:关于“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基本情况,详见拙作:《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介绍》,台北《近代中国》第121期(1997年)。)。笔者依据“往来函电稿”,结合相关资料对“新国民党”进行了系列研究(注:参见拙作:《从档案看三十年代“新国民党”在上海的活动》(《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2期)、《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价值》(载《世纪之交的中国与美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争斗岂止于国内:1931-36年间胡汉民与两广对海外华侨的争取》(载《史学的传承》,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新国民党”在海外的活动:1932-1936年》(《民国档案》2002年第1期)。),本文着重探讨“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

      一、以天津为中心的“新国民党”北方党务

      “新国民党”建立后,胡汉民、邹鲁等人十分重视地方党务的拓展与基层组织的建设。“新国民党”地方组织重点在上海和天津,在两地设办事机构——“干部”或“交通处”,上海兼管长江流域各省的党务,天津则兼管北方各省党务。在工作重点上,上海主要是联络各路反蒋人士,从事对外宣传,天津则主要是争取北方的实力派军事将领。

      天津是北方大港,经济重镇,邻近北平,因而成为“新国民党”在北方的重要据点。曾任胡汉民秘书的王养冲教授回忆,邹鲁是1930年北平扩大会议的重要成员,在北方有较广泛的人脉关系,北方“新国民党”的工作由邹鲁直接负责,“成绩(比上海)要大一点”(注:《秘书眼中的胡汉民——王养冲教授访谈录》,《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3期,第49页。)。因此,“往来函电稿”中涉及北方党务的,多是胡汉民、邹鲁间讨论人事与经费等重要问题,党务活动的细节并不多。然而,从中仍能看出北方“新国民党”党务的端倪。

      在天津主持北方的“新国民党”党务,是曹任远(字四勿)等人。曹任远系国民党元老谢持的女婿,谢与邹鲁同为西山会议派重要成员,曾参加北平扩大会议,对蒋介石不满,因病较少公开活动,曹任远充当了他与外界联系的代表。曹写于1986年的回忆中称:“民国二十一年五、六月间,胡汉民一连来了六封电报,要我去广州。先生(谢持——引者)虽然养病,仍关注国家大事,同意我去看看。我南下后在香港拜见胡汉民,他要我参与组织‘新国民党’,告诉我‘只要反蒋最坚决的人。’由于特殊环境,对外皆否定其存在……由胡汉民任主席邹鲁任书记长,我为副书记长兼华北党部书记长。我随后赴华北。”(注:转引自谢幼田:《谢慧生先生事迹纪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页。著者谢幼田系谢持嫡孙。)

      天津“新国民党”机关设在英租界伦敦道(今成都道)47号永定里(今岳阳道55号),系1931年夏天用广州非常会议提供的倒蒋经费购买的房子,房主人刘承烈曾是非常会议驻华北代表。与西南联络的电台设在该处。由于表面上是住宅,加上一些掩护措施,“机关一直比较安全,从未发生过意外”(注:刘绍韬、刘绍亮:《“新国民党”在华北》,未刊稿。)。天津“新国民党”兼管北方各省的党务,陕西、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绥远、察哈尔、北平、天津、青岛在内的七省三市党务统归其负责,包括分发经费,发展新成员,传达西南方面的指令等。此外,对退入关内的东北军及东北义勇军,也做了不少工作。

      天津“新国民党”的重要成员有曹任远、张岱岑、裴鸣宇、蒋景瑞、刘承烈、刘人瑞等人,其中曹任远为总负责、张岱岑负责政治工作、裴鸣宇负责宣传工作、蒋景瑞负责民运工作,但他们“很少开会,很难开全体会,东一个西一个,很难凑到一起,有事时几个人碰碰头。”(注:刘绍韬、刘绍亮:《“新国民党”在华北》,未刊稿。)1933年底,“新国民党”整顿党务,邹鲁专电天津,宣布取消干部,改设交通处,确定其成员的分工与经费:“天津干部鉴:顷党务改组案决定:一、上海、天津两干部、西北执行部一律取消,由主席指定一二人暂任交通之责任,经费另定;二、各省分部及各小组一律取消,至取消后应办何种实施工作,及经费若干,具拟意见及办法报告主席核定举办之;三、津宣传机关每月经费民风日报一千六百元,两通讯社共四百元,新路、民风、理论三旬刊合并为新路旬刊,以便充实内容,月费三百元;四、主席指定曹四勿同志任交通,张岱岑同志任政治问题,裴鸣宇同志任民风日报。请分别查照办理。邹鲁。马。”(注:邹鲁致天津干部电,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以下简称“往来函电稿”),第35册,第22件。“往来函电稿”原件均无编号,册、件编号系笔者整理时所加。有些函电无具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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