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的1945年7月初，社会活动家、中间派人士黄炎培到延安访问期间与中共领袖毛泽东有过一段关于“兴亡周期率”和“民主新路”的著名对话。近来有人还将它比美于传颂千古的“隆中对”，并称之为“窑洞对”。“窑洞对”不间断地成为政坛学界和媒体所津津乐道的常谈常新的甚至时尚的话题。人们在谈到“窑洞对”之后的黄炎培时，一般都会说“窑洞对”成为黄炎培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倒向中国共产党，而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交往也只是成为领袖对名流的关爱和名流对领袖的景仰的雅趣佳话罢了。这些谈论大体来说都没有错，但都因难免有些流于表面化而未能进入历史的深处。 一、在毛蒋之间左右为难 延安之行确实使年近七旬的黄炎培的感情天平倾向于毛泽东。当时与黄炎培同行的对毛泽东很有成见的傅斯年就非常看不惯黄炎培等人的亲共举止，他讽刺地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注：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第52～53页，转引自焦润明：《傅斯年传》，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 回到重庆后，黄炎培以万分激情和罕见速度写成《延安归来答客问》，连同其访问延安的五天日记，以《延安归来》为书名出版。《延安归来》从延安观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风、延安会谈情形等多个层面对中共大唱赞歌，让长期接受国民党舆论洗脑的国统区读者耳目一新。例如在国民党媒体中描绘成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匪徒的共产党人，在黄炎培的笔下却是那样的温文尔雅：“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没有能相见）在一般人的想象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真是出于意外。”（注：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115页。 ）不仅如此，一向谨慎稳健的黄炎培，以前所未有的果断和勇敢，用《延安归来》打头阵，发动一个拒绝国民党从1931年以来开始实行的报刊图书审查制度的“拒检运动”。国民党一党专制，大权在握，随时可以依“法”查封任何图书杂志出版社。发动拒检运动，委实是对庞然大物的国民党作力量极端悬殊的挑战。黄炎培大义凛然地说：“这叫做‘吃了砒霜药老虎’，一定会拼个鱼死网破的！”（注：尚丁：《黄炎培》，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页。）黄炎培登高一呼，国统区各大城市的新闻文化团体纷纷响应，经过与国民党近两个月目不转瞬的相持，竟然取得胜利，迫使国民党撤销对新闻和图书的检查。自然，国民党不会就此罢休，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伺机找黄炎培的麻烦。正如黄炎培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说：“国民党政府对我忌恨很深；因此，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现了特务搜查住宅的事件。”（注：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是日上午，当黄炎培兴致勃勃地在国民政府大礼堂参加政协会议时，军警特务对他在重庆的寓所“菁园”进行非法大搜查，并用枪胁迫女佣、男仆，喝问他们黄炎培藏枪何处。在经过半个小时的折腾而一无所获后，这批有恃无恐的大胆妄为之辈，竟又追至国府路三百号民盟代表团宿舍黄炎培的临时下榻处（注：许纪霖、倪华强：《黄炎培：方圆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163页。）。这起轰动一时的“菁园事件”，就是延安归来黄炎培左右为难的第一回合：感情上倾向共产党，国民党不高兴。 1946年1月31日下午，蒋介石宣告政协会议胜利闭幕。而就在这天上午综合组会议上，黄炎培敏感地问吴铁城：本会各条规定相当周密，惟施行区域是否包括东北在内？吴答：东北尚待另定办法。黄炎培喟然长叹：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漏洞（注：尚丁：《黄炎培》，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146页。）。2月黄炎培回到阔别近十年的上海。3月底，东北内战的烽火已弥漫天空。这就引起了一段让黄炎培左右为难的风风雨雨的和平谈判的活剧来。“中华又见战云开，谁为生灵请命来。”（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五辑·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0页。）悲天悯人的黄炎培作为热心于国共和谈的著名中间人士之一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后指出：“解决国共问题，只有四种方式：第一，国消灭共。第二，共消灭国。第三，国共分治。第四，国共合作。再不会有第五种方式。”他认为第一第二种不可能实现，分治则成不了统一国家，只有合作的方式才能解决国共问题（注：黄炎培：《说亮话》，原载《国讯》第四百一十一期，转引自尚丁：《黄炎培》，第148页。）。因此，黄炎培寄极大的希望于国共和谈。他和民盟诸中间人士穿梭于国共之间，费尽心血，祈望能在国共谈判的齿轮上起到润滑作用，使谈判机器继续运转。在夹缝中做工作是不好做的。在国共中间当周旋的第三者，本不符合黄炎培躁动、火爆和顶撞的性格，这大概是他由教育转向政治以后接受政坛撞击、磨炼而渐渐迫使他改变作风的结果。 一边是凭借手握朝柄而蛮横强硬的国民党，一边是认为真理在手而态度坚决的共产党。相形之下，黄炎培及其第三条道路的朋友们却显得疲软无力。黄炎培找王世杰等人疏通，国民党方面毫无通融，坚持收回察热；找周恩来等人谈，周力陈利害关系，原则不变。黄炎培一事无成，深为国民担忧，大哭一场。1946年5月21日，当国共双方激战东北，黄炎培和张君劢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联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请求双方立即停战：“东北停战签字逾五十天，而双方激战未已，外失盟邦友情，内失全国人心。同人奔走匝月，愧无寸功。然及今再不停止，势必牵动全局，举累月以来之协议而破坏之。同人宁愿死于公等之前，不愿身见其事。特为下列建议，吁请即刻停战：一、中共军队撤出长春；二、中央不再进兵长春；三、东北政务委员会驻长春，主持政务，就地组织警察行使职权……”（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五辑·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1页。）其时，中共在东北十分困难，长春无法保住，因此毛泽东认为可以接受，于是立即复电，解放军22日撤出长春；蒋介石却十分恼火，对电报置之不理，在下令国民党军队随后进驻长春后，携夫人宋美龄到东北劳军，而且使出其惯用的特务手段，在派出特务于南京下关车站殴打从上海前往南京请愿的民主人士的同时要挟恫吓黄炎培：上海警察局的电话经常于深夜打到他住宿的民盟总部蓝家庄，说某某打人的“请愿团”天明将到蓝家庄，某某东北负伤国军代表要驻进蓝家庄疗养。黄炎培对于此种情形的出现，除由民盟诸友四处打电话请求保护外，别无办法，只有坐以待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