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11-0052-08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共产党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与美国坚持支持其敌对的蒋介石政权有关。1950年新中国出兵朝鲜，不惜与世界最强国美国直接作战，除了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以外，也同样与美国派遣第七舰队介入台湾海峡，以台湾地位未定为借口，必欲保护蒋介石政权的特殊情势密切相关。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做出带有某些意识形态倾向的革命选择，在中华人民共租国建国之初，不仅难以避免，也容易理解。正因为如此，当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尽管和美国之间旧恨未消，又添新仇，考虑到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还是毅然选择了支持世界全面缓和，争取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新的外交方针。它为此甚至主动向它最主要的敌人美国伸出了橄榄枝。 但是，美国没有给中国机会。美国政府不仅坚持其在台湾问题、联合国地位问题以及经济封锁问题上的顽固敌对态度。甚至把中国共产党人视同瘟疫（注：最典型的，也是让中共领导人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下令不许美国代表团成员与周恩来领导的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尽管当时中国代表团成员王炳南、熊向晖几十年后都认为并不存在杜勒斯当时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事实，但是，周恩来本人事后多次对人谈到这一情况显示，中共领导人是相信存在着这样的禁令的。他们并且为此耿耿于怀。参见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2页；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94-100页；史实：《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问题释疑》，《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134页。）。这种情况不能不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本来就是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理想主义精神的革命者。转变成为执政者之后，他们同时又成为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代表者和捍卫者。美国人对新中国的仇视和轻蔑，不仅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而且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基于意识形态的敌我判断。从最初坚信“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1](P529)，到希望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到采取战争边缘政策，乃至于通过公开支持世界革命的作法，来挑战美国，五六十年代中国对外政策上的这种变化显然都与中美之间的这种复杂情势有关。毛泽东1954年和1958年两次炮击金门的决策，正处于中国对外政策变动的过程之中。分析说明其前因后果，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台湾问题的重视程度，而且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个时候的中美关系是怎样困扰着中共领导人，并刺激着毛泽东必欲采取这样或那样的内外对策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中苏两党关系所以在50年代后半期会日渐发生变化，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在这段时间所推行的政策，与毛泽东解决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策略格格不入。毛泽东显然不相信，跟着苏联走，能够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因此，当赫鲁晓夫越来越明显地试图把中国拖入其政策轨道之后，毛泽东就不能不与之分道扬镳了。（注：已有研究专著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有裴坚章、王泰平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1998年版）。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曲墨著《中国外交5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这些著作对中国和平外交成就的探讨已相当深入，但明显地缺少对五六十年代中国对外政策变化经过的描述和检讨。在已发表的相关论文当中。如张小明的《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抉择》、亓成章的《中国对外战略的确立与调整》等（见刘山、薛君度主编：《中国外交新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均谈到了中国五六十年代对外政策的变化，只是它们的说明更多地还只是描述性的，并简单将这些变化概括为从“一边倒”到“两条线”（反帝反修），对转变的经过和原因缺少深入客观的分析与说明。） 一 从推广武装斗争到倡导和平共处 探讨毛泽东两次炮击金门的决策和50年代末中国对外政策革命化的转变趋向，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中共领导人1949年实行“一边倒”政策和坚持推广自身成功经验的情形。 选择向苏联“一边倒”，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美苏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形成之后，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尤其是执政的共产党人，基于政治正确性的压力，都不能不在对立的美苏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另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是美国政府对共产党的顽固敌视态度，这导致它在事实上成为维系自己的敌人——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寿命的最主要的因素，成为威胁自己新政权生命的最重要的国际根源。因此，无论是从表明政治正确性的需要出发，还是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毛泽东1949年公开宣示中国“必须一边倒”，绝不骑墙，绝不走第三条道路，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1](p1477-1478)。 不过，选择向苏联“一边倒”，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定要采取激烈的反美政策，甚或为了自身的安全而需要向外输出革命呢？当然不是。影响到中国共产党人在“一边倒”政策的框架里选择更加灵活的对外政策的关键在于，他们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政治憧憬使他们无法摆脱中国革命胜利所带来的巨大成就感，因而亦无法对周边弱小国家共产党的援助要求置若罔闻。外交问题在这里不可避免地与党的意识形态目标交织在了一起。何况，根据中苏两党1949年7月达成的协议，中国党本来就负有指导和帮助亚洲弱小国家共产党的政治责任呢！[2](p412) 从指导亚洲弱小国家共产党的角度，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当然要提供中国革命的经验。而最让毛泽东等人引以为自豪的，就是他们在继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同时，创造出了一条更适合于落后国家革命的崭新道路。还在1943年。中共中央领导人就已经开始相信，如果说欧洲国家的革命应当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的话，那么，世界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就应当以中国革命为榜样，走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解放道路[3]。如今，当他们进一步用“小米加步枪”就彻底战胜了几百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之后，他们自然更加坚信他们可以也应该用这样的经验来指导周边弱小国家的共产党人。1949年春毛泽东接见北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金一时的谈话，就反映出这种情况。金一当时报告说，朝鲜劳动党准备像中国党那样，用战争的办法来统一朝鲜半岛，毛泽东当即表示赞赏。他不仅同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由朝鲜人编成的几个师转交给北朝鲜，以援助朝鲜革命，而且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提醒朝鲜同志说：这种战争可能是速决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朝鲜党应当估计到这种情况，做周密的准备。但他丝毫不认为朝鲜党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小心谨慎。他明确表示：即使战争持久，并且有日本卷入，也不必担心，因为苏联和中国就在旁边，“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增派中国士兵去，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毛泽东的建议只是，最好等到中国完成了最后的统一，可以抽调出精锐之师迅速援助北朝鲜时再发动这种进攻。因为美军当时还没有完全撤出南朝鲜，即使美军撤出了南朝鲜，驻扎在日本的麦克阿瑟也仍然可以很便利地武装日本的军队并把它们派到朝鲜半岛上来。一旦发生意外情况，中国目前还无法迅速给予有力的支援[4](p187-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