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令人关注而又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本文所说的“日本大众”，是指和“日本民众”、“人民大众”具有相同含义，也即相对于日本统治阶层、当政者而言的概念。这个问题之所以令人关注，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日本人在侵略战争中的作用，在人们的意识中，人民大众是不会犯错误的，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应记在日本天皇、军阀、官僚、财阀，即日本统治阶层的账上。如果认为日本大众也有责任，人们会担心这不利于将日本民众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区别开来，以孤立日本右翼势力。正因为此，国内学术界尚无人专门论及这一问题。 一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及其战败后，对其战争罪行的反省和认识是不彻底的。究其原因，日本大众对侵略战争应承担何种责任，始终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日本军国主义者与日本人民相区别，这是正确而必要的。但历史是复杂的，看历史应多角度、全方位地分析。正如日本学者木坂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军国主义战争自有其整体的结构，自有其社会的基础。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既对立又统一的角度，来考察和剖析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战争，才能获得更加完整的认识。（注：王也扬：《军国主义与日本社会大众——评木坂顺一郎著〈“一亿玉碎”——15年战争与民众对战争的支持〉》，《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 由于近年来日本人在认识日本历史问题上，日本右翼势力否定、美化侵略战争十分猖獗，日本大众意识存在右倾化的倾向，这使得人们去思考日本大众在战争中的作用及责任问题。实际上，不仅日本大众具有战争责任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策源地德国的大众也有对战争负有责任问题。我们知道三十年代的欧洲，德国大资产阶级支持希特勒的纳粹党宣传法西斯主义。在法西斯的鼓惑下，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在竞选中连连获胜，1934年德国全民投票，投票率达95%，希特勒以90%的得票率当选“国家元首”，集总统、总理于一身，实行独裁专制，把德国引向深渊，难道德国大众就没有责任？再如1940年被世界各国谴责的英国首相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其实并非是张个人的主张，西欧资产阶级想利用希特勒将战争祸水引向东方苏联。英国民众那时积极地支持了这种政策。许多英国妇女编织毛线毯送给张伯伦，供他在飞机上御寒。1938年9月30日，张伯伦在签订慕尼黑协定飞抵伦敦时，几十万英国人赶去欢迎。等到两年后，德国掉转头轰炸英国时，英国大众才醒悟过来。对此，英国大众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细看历史可以发现，日本自1931年起发动的那场长达15年之久的对华战争，日本绝大多数民众狂热地支持出兵，那场面令人惊叹。日本大众对此有无责任？ 要回答日本大众是否应对侵略战争负有责任问题，必须要回答人民大众会不会犯错误这一问题。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在一定的时间、地点，一部分（甚至很大一部分）人民群众会犯错误，甚至犯很大的错误。否则就难以解释许多历史现象，难以解释历史发展的曲曲折折，也难以理解日本统治当局为何能发动这场规模如此巨大而持久的战争。（注：喻权域：《谈新闻学中的几个重要问题》，《高校理论战线》1998年第8期，第38页。） 1993年日本木坂顺一教授所著《一亿玉碎——15年战争与民众对战争的支持》一书，用历史事实对日本大众的战争责任作了肯定的回答。2000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专门召开“日本的战争历史认识座谈会”，并就日本民众在战争中的责任问题进行研讨。为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笔者试就日本大众对战争的态度、日本大众应负责任的性质、日本大众在战争责任认识上存在的误区，以及日本大众战争责任问题研究的意义等方面作一初步的探讨。 二 日本大众应对当年积极支持侵略战争承担一定历史责任。日本统治当局推行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政策，是罪魁祸首，但是要倾全国之力发动一场规模如此巨大的侵略战争，日本大众的态度与心理取向是战争策划者必须顾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事实上，受忠君报国和极端民族主义教育和熏陶的日本大众，在军国主义的引导下，积极支持和参与了那场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他们“与政府相配合，除了学校，各种官记群众团体如大政翼赞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大日本青少年团和民间的部落会、町内会等组织将几乎所有平民都动员起来了，开展战争捐款，给军人缝制慰问袋，举行庆祝战役胜利大游行……，使整个日本陷入战争的狂热。”（注：王也扬：《军国主义与日本社会大众——评木坂顺一郎著〈“一亿玉碎”——15年战争与民众对战争的支持〉》，《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如“九·一八”事变后，在军国主义的宣传下，人们纷纷参与、组织各类演讲会，积极宣传和鼓励战争。政府机关、报社和办公室堆满了各地群众寄来的慰问信、慰问袋和捐款。据《东京日日新闻》1931年9月26日记载，仅事变后一周内，该报社就收到“寄来的血书和鼓励信达2万封，其中有的慰问信中，夹着小孩积攒的1元、2元的零用钱及过节用的钱等。”（注：唐宝林主编：《昨天的革命(1919-1949)》香港新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有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鼓励这场战争。大阪步兵井上清的夫人千代子为鼓励丈夫出征，以短刀自刃身亡。大阪另一名24岁青年因未被选派出征中国东北，便从新世界通天阁跳下自杀。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家庭采用“祈战死”的方式激励日本士兵为国尽力。如1937年8月31日，东史郎出征中国时，其母送给他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毅然决然地说道：“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注：［日］东史郎著：《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日军“慰安妇”来源很多，有的是被迫充当了性奴隶，但其中也有许多日本姑娘自恨不能上前线打仗，竟自愿地以清白之身去“劳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