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4)01-0072-08 人所共知，抗日战争是一场改写中国百年来受欺压历史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此，它还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的催化剂。如果说，五四前后的中国民主运动是以思想启蒙为主要特点的话，那么，抗战时期的民主运动则已不止于民主思想的研讨和宣传，而以推动实施为其直接目标了。卷入这一运动的不仅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加进来。尤其是各种强势政治力量的加入，使这一运动具有强大的发展势头，其影响猛烈而深远。 有关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具体过程，已有不少研究，本文不拟详述（注：对于战时民主运动，各抗战史著作和民主运动发展史著作中都有分量不同的叙述。徐宗勉、张亦工等著《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版）、耿云志等著《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版）对此均有比较全面和独到的研究。专论战时民主运动的亦有王双梅著《历史的洪流——抗战时期中共与民主运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版）。可以说，现有著述对战时民主运动的全局与细节都已有相当清晰的描述。）。本文意在探讨以往的研究中尚未及充分注意的一些问题，如作为互相对立的集权与民主的两种趋势，是如何在一场民族对抗战争中并存与发展的？兼在野党与区域执政党于一身的中国共产党如何面对民主问题，它对民主进程产生了何种影响？刺激和影响抗战后期民主运动的外部因素又如何？ 一 集权与民主：两极趋势的并存与发展 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战爆发前的10年中，尽管国民政府东征西讨，但它远没有实现其统一和集权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虽然被迫离开了南方的根据地，但却在西北扎下根来。而国民政府内部各派系之间的争斗，也一直没有消停。南京政府所确实统治的地区，尽管比10年前扩大了许多，但离大一统的局面还相差很远。 抗日战争的爆发为全国的统一提供了独特的机遇。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各种爱国的政治力量毅然捐弃前嫌，集结到全民抗战的旗帜之下。国共合作的实现，各地方派系军队服从中央调遣，体现了民心所向。毋庸讳言，由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此时高举起了抗日的旗帜，这种统一最初只能是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统一。 随着各种力量的聚合，出现了一种中央政府的集权趋势。无论我们后来对这种集权持何种态度，必须承认，此乃战争之特殊性使然。对日抵抗战争在客观上要求最高指挥当局具有比平时更高的指导权威和更快捷的指挥方式，以更有效地管理和调遣一切资源用于战争。这样，集权本身便不仅是某些团体和个人的要求，而是时势的需求，并具有了现实可能性（注：近来已有学者注意对战时集权制的研究，并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如陈雁《蒋介石与战时外交制度》，《民国档案》2002年第1期。）。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集权趋势：国家的权力向国民党集中，国民党内的权力向蒋介石集中。 在战前体制下，实际掌控国家机器的蒋介石无论是在党务还是在国务方面并不具有法理上的最高领袖身份，而是依赖于他所掌握的党、政、军方面的实权实际领导着国家。蒋在党政军方面的主要职务，分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样，在政府职务方面，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高居其上（尽管此时是荣誉性的虚位制），国府的其他四院院长则与蒋介石处于同等地位。在党内，国民党中常会实行委员合议制，未设个人领导职位，即不存在党的个人领袖。但在指导国务方面，其地位更为明确的应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根据国民党的训政理念，国民党指导国家机关的工作，中政会便是训政时期国民党对国民政府的最高指导机关。1935年公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政治委员会为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政治委员会之决议直接交由国民政府执行”[1](p45)。这样，作为中政会主席的汪精卫便在理论上对行政院长蒋介石负有指导责任。 战争爆发后，由于统一指挥军政的需要，各项权力迅速向负军事指挥责任的蒋介石手里集中。1937年8月11日，国民党中政会决定撤销以前设立的国防会议及国防委员会，另行成立高度集权的国防最高会议。《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国防最高会议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主席，中政会主席为副主席，其成员囊括了国民党系统内、国民政府系统内和军事系统内所有最高主管。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拥有巨大权力：“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最高国防会议主席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1](p49)通过这一设置，国民党中政会主席已被置于国防最高会议主席之下，成为其副手。但条例依然规定，最高国防会议应“对政治委员会负责”。到11月，这一形式上的负责也不存在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59次会议决定，停止召开中政会，其职权交由国防最高会议代行。 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抗战的大政方针和若干重要问题。国民党决定调整其领导体制，重新建立孙中山去世后即告中止的国民党内的领袖制度。大会通过了确立领袖制度的决议，称国民党负有救国建国的重大使命，“诚欲增强抗战之力量，必先整饬领导抗战之机构，而改进党务与调整党政关系，乃为急不容缓之图”。因此，有必要在中央和地方都采取比此前的委员制更为集权的制度。会议决定“确立领袖制度：中央党部应在制度上明确规定全党之领袖，俾此革命集团有一稳固之重心”。蒋介石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总裁，正式从法理上确立了他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决议赋予总裁以巨大权力，可以代行国民党党章过去所给予孙中山先生的职权，而中央常委会则“对总裁负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