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技术观演变的历史综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国民党政府的暴敛和战争的创伤，新中国继承的是一个极其落后的烂摊子。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进行经济恢复。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都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0.6%，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34.8%，（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年，第17页。）是建国后各个历史时期增长速度最快的。这一时期，虽然中央已明确提出，科学研究要为国家各项建设服务，但由于受前苏联的影响，还存在着不少“左”的东西，对科学技术的属性认识不清，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阶级的科学，将科学和技术分成“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推崇“苏联的科学技术”，反对并贬低“美国的科学技术”。这种偏向对中国日后的技术观有很深的影响。 1953-1957年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时期的主要技术思想是通过技术全盘引进以尽快奠定工业化的技术基础，主要方向是实现生产的机械化。毛泽东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注：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88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采取了向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先进技术的战略方针。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对我国采取敌视、封锁和扼杀政策，迫使我国抓紧时间，加快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化的过渡。毛泽东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要学习苏联”。（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5-46页。）这样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核心，全面引进了苏联的技术、人才和管理方式，建立中央指令性的计划经济，通过内部积累，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高速工业化战略。通过“一五”时期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改变了我国工业部门残缺不全的状况，建成了一批现代化的骨干企业，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加快了工业发展速度，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物质技术和工作的基础。 但是，“一五”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路线，使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尤其是农业无法满足工业迅速增长需要的矛盾已开始显露。1956年4月，毛泽东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的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1956年制定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即《农村四十条》），提出了发展农业技术的主要任务。1958-1960年，毛泽东受苏联赶超资本主义的经济战略影响，提出中国要在15年内在钢铁及其他重工业产品方面赶超英国的口号，发起了经济建设上的“大跃进”。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指出，我国正在进入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此后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开展了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运动。这一时期的主要技术思想是“土洋并举，以土为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这一技术思想的指导下，发动了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掀起了以”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为特征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大搞群众运动不仅是大炼钢铁的一个突出特点，而且也贯穿于经济、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为了与生产力方面的“大跃进”相适应，还在生产关系方面搞“大跃进”，即农村人民公社运动，1960年上半年又出现了新的“跃进”，制定了更高的、更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更加强调大搞群众性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1960年1月，中央号召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要求各部门、各地区运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拿出大炼钢铁那样的决心和气魄，来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用高速度而不是一般的速度，来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并进而向半自动化、自动化发展。这样，全国各部门、各地区很快掀起了一个全民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高潮。尽管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对实现四化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造成的损失也非常大，出现了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全面失调的局面。 二、对这一时期国家技术观的反思 （一）意识形态对国家技术观的影响。国家技术观与社会意识形态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常常被左右，正确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技术观会对技术经济发展产生很好的作用，而错误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技术观则会对技术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失。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确立了执政地位，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逐渐取得了领导地位。“一五”计划时期开始推行的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工业化战略受到了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党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普遍接受了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和生产资料优先发展的思想，把重工业看作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中心环节。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后沿着这一道路迅速发展，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国家主要领导人更加坚定了学习苏联的信心。此时期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都得益于国家的政治路线和由此衍生的经济路线与发展科学技术的指导方针。50年代中后期，“左”倾思想在党内产生和发展起来，夸大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颠倒了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并将意识形态狭隘地归结为政治思想与政治意识。这种“左”倾意识形态在政治上强调阶级斗争，经济上则体现为盲目求快的冒进情绪以及依靠群众运动发展经济的工作思路。思想领域内相继提出了“兴无灭资”、“政治挂帅”等口号。以至于认为靠思想工作、思想觉悟，充分发挥精神的、主观的能动性，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在思想理论界大批所谓“条件论”，无限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把那些有关经济工作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正确意见，说成是“反对政治挂帅”，“反对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在搞思想批判的同时，甚至认为客观规律可以消灭，宣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形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大跃进”的哲学意识形态，造成了技术发展中的倒退和巨大的经济损失，增大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与经济方面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