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03)06-0045-07 从1918年经营闽西直至1923年败退惠州，陈炯明作为中国南方的一个重量级人物，与苏俄和中共都有过比较频繁的接触。因此，台湾学者吴相湘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即曾撰文认为陈炯明与苏俄乃至中共关系暖昧，并暗指苏俄与中共同1922年炮轰总统府事件（即“六一六”事件）亦有一定关系[1]。近年来，为陈炯明翻案者日众，但在这一问题上仍未见有学者较系统地指出吴氏的谬误。本文即拟根据笔者近10年来收集到的零星材料，作一考释，以求稍还历史以原貌。 一、漳州时期的陈炯明与苏俄 1918年至1920年间，陈炯明率粤军驻扎闽西漳州一带。这段时间，在其辖区内曾有宣传苏俄的刊物公开出版，而且苏俄曾经派人与陈炯明联络。因此，吴相湘在文中认定两点：“(1)陈炯明之公开歌颂俄共，早在五四运动以前。(2)民国九年初夏，俄共密使即达到陈处与陈密商。”[1](p.98)揆诸史实，从大体上看，这两点都是事实，但在细节上有些许出入。下面分头述之。 其一，宣传苏俄问题。 1919年夏，陈炯明所率粤军在闽西立足方稳，他即邀请无政府主义组织——晦鸣学社主持华南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梁冰弦等人赴漳州，共商大计。在梁冰弦等人的帮助下，是年底《闽星》杂志出版。从《闽星》所刊文章的内容看，该刊确实曾以很大篇幅介绍苏俄，并对苏俄的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都有一些正面评价。然而，公开歌颂苏俄还不完全等同于完全认同苏俄。事实上，终陈炯明一生，他都没有服膺过阶级斗争学说，而这一点又正是列宁主义的精髓。据梁冰弦回忆，1919年当他初抵漳州时，曾与陈炯明有一次饭后长谈： 谈到社会主义运动，陈同意中山先生说的，中国只有小贫和大贫，没有显然的阶级，用不着斗争；中国向来一个皇帝独裁，实际是乡绅局董分裁；今后要全体人民议政，却不要谁或甚么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似乎是世界共通的，实则将来各国家民族应各有其达成社会主义的途径，而不一定要生吞活剥学步苏俄。这是当时陈氏见解的重点。[2](pp.14-15) 征诸其它史料，海隅孤客（梁冰弦）的回忆录在言及他人提供的史实时，有不少道听途说的成份。不过，陈讲上述这段话时，梁毕竟在场，再考虑到他在香港写回忆录时并无为陈作伪的压力，因此便不能完全否定陈炯明在五四时期不愿完全学俄的真实性。实际上，我们也只有沿着这个思路，才能理解陈炯明晚年息影香港时，在一片“师俄”声中公然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真实原因。 其二，会晤俄使问题。 1920年春，确实有苏俄代表来漳州晤陈。吴相湘先生根据《陈竞存先生年谱》与海隅孤客的回忆，猜测这个苏俄代表便是曾经帮助中共建党的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其实不然。 据陈炯明的朋友编订的《陈竞存先生年谱》记载，是年4月29日，“苏联政府密派路博将军到漳访问先生（指陈炯明——引者），愿设法资助先生完成革命大事业，先生以革命应赖自力，乃婉谢之，先生并有书致列宁”[3](p.25)。另据当事人梁冰弦的回忆，1920年苏俄代表赴漳州的原委如下： 住在天津策动组成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苏俄党人布罗威氏，通过闽南教育局职员冀籍姜某，进言陈老总（指陈炯明——引者），谓有列宁至友V氏（笔者现在已忘记其名字，只记得首音是V），将向亚洲诸国进行其推进革命任务，同时也为苏俄取得助力，方能挣破欧洲封锁难关。……老总对此作出乎意料的客气和坦率的表示，他说：“闽南，这中华民国的一个角落，刚巧由我在此看家，你们，在这里工作的同志，认为要干什么，只要商量过，最后经我同意，那便什么都不妨干去。比方这苏俄朋友，请他来先看看我们这里是否算得个地盘，这么个小局面是否算得有凭籍，一切谈谈也好。”[2](p.19) 在梁冰弦的回忆录中，还谈到了陈炯明等人要求苏俄帮助建立军事学校与军需工厂。如此，两段史料透露出两点不同：首先，年谱记载来访的是“路博将军”，而梁冰弦回忆的是一个姓V的“列宁至友”；其次，年谱记载陈炯明对苏俄的主动援助的意向采取了“婉谢”的态度，而梁冰弦回忆则认为陈炯明主动向苏俄代表要求获得援助。 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记载，1920年陈炯明也曾向他当面提出要求苏俄援助，两相印证，因此大致可以断定：年谱中所说陈炯明婉拒俄援，显系溢美之词。依照史料学的基本原则，亲身经历者的回忆一般要比道听途说者更接近实际，但这也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铁律。就梁冰弦的回忆而言，由于时过境迁，他甚至忘记了来访俄使的真实姓名，以至吴相湘只能根据梁氏提供的俄使姓“V”这一线索，联想到另一姓“V”的苏俄代表维经斯基。而根据苏联后来公布的资料，这名曾经会晤陈炯明的苏俄使者，既不是年谱中所载“路博将军”，也不是吴相湘先生猜测的维经斯基，他的真实名字叫波达波夫，1919年即来中国活动，曾在上海、漳州和香港等地分别见过孙中山、陈炯明和国民党另一军事领袖李烈钧。1920年10月他回到莫斯科（而梁冰弦听说他在回国途经远东时被仇家所害），不仅向苏俄领导人汇报了他的中国之行，还将他带回的陈炯明致列宁的信与李烈钧告苏俄人民书刊登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公报》上。因此，陈炯明的这封信便成了揭开这一谜底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