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短短百年，但它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史上却是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变故、挑战和机遇的百年，也是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百年。在这百年中，有过三次历史巨变，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8年的改革开放，每次巨变都对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不可抹煞的贡献。 辛亥革命是这百年中的第一次历史巨变。孙中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但是，由于短暂的三个月的民国政权很快就落入北洋军阀手中，因此后世史家在论述这段历史时，往往只检讨政权怎样落入袁世凯手中，而其他的一切似乎不值一提或语焉不详了。有的论著甚至否定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性质，说它是“立宪派扮演了领导的角色”，有的更作出了“辛亥革命反而深化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的论断。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一 孙中山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武昌起义的领导，但是起义的人们仍然把他当作革命的领袖，用他的名义来号召和组织群众。正如孙中山本人在《建国方略》中所说：“武昌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3页）武昌起义后不久（1911年10月16日，旧历八月二十五日）刊出的《中华民国公报》就在10月31日（旧历九月初十日）以“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孙”的名义向“各省同胞”发出布告，号召“各省义军代表，同心戮力，率众前驱……直捣皇龙府，与同胞痛饮策勋，建立共和国”（原件藏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这一点外国舆论也是看得清楚的，当时美国报纸曾报道说：“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义，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云云。” 因此，认为从武昌起义到中华民国的建立，不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而是立宪派在起领导作用，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当然，也不能否认在各地的起义过程中建立的地方政权大部分落入立宪派、旧官僚手中，这给全国中央政权的建立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难产并不等于胎死腹中，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共和国临时政府这个新生婴儿，终于呱呱坠地了，虽然只存在了三个月。 孙中山1911年11月25日自海外归来，29日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他从上海到南京就职，旋即组织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最后确定的各部总、次长名单如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临时政府内阁简任员名单》国史馆档案卅四(2)34；又见《民立报》1912年1月5日）：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总长黄钟瑛，次长汤芗铭；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辉月；实业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 从临时政府的各部总长名单来看，虽然以同盟会员为总长的只有三个部（陆军、外交、教育），其他多为立宪派和旧官僚。但是，根据同盟会确定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原则，孙中山非常注意各部次长的人选。在他任命的次长中，除海军次长外，其他次长均为同盟会的主要骨干。而且，立宪派和旧官僚出身的总长们，又不常驻南京。张謇、汤寿潜仅一度就职，即跑往上海居住，程德全则“卧病”租界，这些人掌管的部均由次长代理。因此，当时便有人说这个临时政府是“次长内阁”。黄兴长陆军部，又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当时又值战事未已，因此在临时政府中居各部之上，举足轻重。 此外，总统府内还设有秘书处，先后在这个处任职的有（任鸿隽《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版，第411-412页）：秘书长：胡汉民；总务组：李肇甫、熊成章、肖友梅、吴永珊（玉章）、任鸿隽；军事组：李书城、耿伯钊、石瑛、张通典；外交组：马素、张季鸾、邓家彦；民事组：但焘、彭素民、廖炎；电务组：谭熙鸿、李骏、刘鞠可、黄芸苏（另有回国华侨多人参加）；官报组：冯自由、易廷憙；收发组：杨铨。 从以上临时政府的组成和实际办事人员来看，同盟会基本上保持了对临时政府的领导权。应该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一个革命政府。 二 再从当时的《临时约法》来看。 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附则中指出：“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临时政府公报》第35号，1912年3月11日）因此，应该说，这是中华民国的第一部宪法。 《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 第一章《总纲》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第二章《人民》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得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信仰等自由；人民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人民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 《临时约法》关于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一系列规定，体现了革命派的民主精神，是1905年《同盟会宣言》所揭示的奋斗目标的具体体现，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它把革命派所一向宣扬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和依此而提倡的“公民道德”，加以条文和法典化了。这一系列规定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因为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下，人民毫无自由可言，集会犯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更无从谈起参政的权利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就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宣布各族人民一律平等，享有各项民主自由权利，这对于促进人民觉醒，废除封建等级特权制度，有着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