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3)05-0028-11 一、引言 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面对商民协会和一些地方党部强烈要求取消商会的呼吁，以及工商各类团体的纷争，同时也为应对形势的变化，成立了民众团体整理委员会，开始对包括商会在内的各类民众团体进行整顿与改组。至1930年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下令撤销商民协会，经过整顿改组的商会则陆续重新登记，继续得以保存。国民党对商会的这次整顿改组，是中国商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因而以往研究商会的中外论著大多都会提及，但除个别新近在相关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外，包括笔者所撰写的著作和论文，一般都是对国民党整顿改组商会给予严厉抨击和完全否定的评价。 以往的论著对国民党整顿改组商会的举措完全予以否定，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认为国民党对商会强制进行整顿改组，是其推行以党治国，实施反动专制独裁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因为国民党要实行独裁统治，就不可能允许商会像以前那样在许多方面拥有独立性和自主权，不受官方的管理和制约，而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控制。二是经过整顿改组之后的商会虽然在名义上仍得以保存，但与以前的商会相比较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丧失了以往作为民间商人社团的独立自主权，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为商人说话办事、代表商人利益的商会，而是受国民党控制和利用，并且依附于官府的御用组织。所以，遭受国民党整顿改组是中国商会在其发展历程中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前一个理由显然是由于过去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反动的独裁政府，在此前提下对其推行的许多举措往往都是未作具体深入的考察分析即简单地予以否定。至于后一个结论，实际上也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就笔者目前所接触的相关论著看，在考察的时段上大都只是限于清末至1929年以前的商会，并没有对整顿改组之后商会各方面的具体运作情况以及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扎实的专题研究（注：史学界现在只有少数几篇论文研究这一时期的商会，而且侧重于探讨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参见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熟悉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都知道，对30至40年代商会的探讨仍然是商会史研究中相当薄弱的环节。这里先暂且不论第二个方面的理由是否合乎历史实际，本文也并非对此而展开论述。但至少有一点却可以断定，既然并没有对整顿改组之后商会的各方面具体情况进行系统深入的考察，当然也不应该轻易得出结论。 需要说明的是，就研究方法而言，即使是分析当时的情况，也应该以长时段的眼光关照在此之前的历史背景与相关的诸多问题，不能仅仅只是孤立地看待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改组这一项举措。具体说来，分析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改组，必须考察国民党推行商民运动的全部进程，而且要将这一事件与当时持续数年之久的商民协会与商会之间的存废之争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对商民协会进行了探讨，但较多的是限于对商民协会本身的分析，有的虽涉及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关系，也没有结合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改组展开论述（注：笔者目前所见的论文有：金子肇《商民协会と中国国民党(1927-1930)——上海商民协会を中心に》，《历史学研究》（日）1989年第10期；张亦工《商民协会初探》，《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乔兆红《论1920年代商民协会与商会的关系》，《近代中国》（台北）第149期，2002年6月；赵利栋《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的成立与取消及其与国民党党治之关系》，提交“北伐战争暨汀泗桥、贺胜桥大捷75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2001年10月，湖北咸宁；赵利栋《党、政府与民众团体——以上海市商民协会与上海总商会为中心》，提交“中华民国史(1912-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2年8月，北京；张志东《国家社团主义视野下的制度选择：1928～1931年的国民党政府、商会与商民协会，天津的个案研究》，提交“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8月，上海。张志东文涉及了国民党整顿改组商会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另外，美国学者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撰写的专著Party,State,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民国时期的党、国与地方菁英——1890至1930年上海的商人组织与政治》，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论述了上海商人团体的兴起与政治化过程、商人团体与党治的关系，其中第6章有较多篇幅涉及到商会与商民协会的关系、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改组等问题（注：该书共分三大部分，其中第二部分为“上海商民协会与党治的兴衰”，这部分具体又分为全书的四、五、六三章，第5章的标题是“国民政府在上诲：商民协会及建立党治的努力”，第6章的标题是“商民协会的结束和党治的失败”。第6章有中译文载于《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该文中译者将傅氏的名字译为约瑟夫·弗史密斯。台湾学者张力曾发表评论博士卓此书的文章，见台湾国史馆编辑出版的《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第5辑。）。该著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和具有启迪意义的观点，但也有个别结论值得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