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3)-06-0066-07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初期领导的三大起义之一，与联共（布）、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向为党史研究者所重视。随着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新的档案资料的公布，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进行再研究，以便重新认识联共（布）、共产国际在土地革命初期指导中国革命的总体思路。 1 关于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由于资料的原因，党史研究论著一般只提到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也译作牛曼、纽曼、威尔曼、罗曼）的指导，而对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最高决策层的指导却很少谈到。从新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看，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广州起义的指导，从南昌起义后就开始了，而且与联共（布）最高领导有着密切的关系。 1927年8月3日，南昌起义军按预定计划，开始南下广东东江，准备占领出海口，以取得国际援助，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再举行第二次北伐。与此同时，广州起义也开始准备。8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张太雷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8月19日，张太雷到香港，即于20日召开会议，改组省委，组织了广州等地暴动委员会，决定“广州暴动即在我军进攻石滩时，沿三条铁路之工农及市内罢工工人、工代会工人同时动作”（注：《广州起义资料》（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页。）。 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是加伦的提议。在大革命时期，广东一度是革命的中心，工农运动开展得比较好，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占领广东寄予很大的希望，因此，加伦的提议很快就得到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同意。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致电加伦：“您关于汕头等等的意见，我们认为都是正确的。”8月13日，苏联最高领导机关在给罗米纳兹、加伦的电报中指示：“广东的暴动应在成立真正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切实实行土地革命并同共产党结成紧密联盟的口号下进行。”（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8、21页。）斯大林亲自签署的这份电报说的广东暴动当然包括计划中的广州暴动，占领广州，成立“真正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是整个广东暴动的最终结果。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后，9月14日，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举行会议，讨论起义军南下广东后的前景问题，参加者多为大革命时期驻华军事顾问。戈列夫乐观地认为：“如果对这支队伍进行相当大胆和精明的军事领导，它就会有足够的力量来占领不仅汕头地区，而且整个广东。”他轻视广东敌军的战斗力，以为“只要有1.2万到1.5万人，打败李济深的4万人是毫不困难的。……如果他们勇敢作战，他们可以打到广州去”。契赫伊泽还对广东的农民运动有很高的估计，认为“在广东，农民运动一直在蓬勃发展，如果有有力的军事领导和有高超的政治领导，它在军事方面就能够更加扩展开来。部队的到来将大大加强这个农民运动。占领广州，然后占领湖南，并向长江一带进发——这是可以指望的前景，是完全可能的事”。但在这次会议上，也有人对起义军的前景抱悲观态度。斯卡洛夫认为：“这支队伍去了大约12000人。……要占领广东，这么点人是相当危险的。”但他又认为，发展广东的农民运动，“在善于理解农民心理情况下，在善于把这个农民运动同我们打出的军事拳头结合起来的情况下，这次运动成功的希望是很大的。”（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46、46～47、50、54、55页。）叶夫列莫夫、捷斯连柯等赞同斯卡洛夫的观点。 尽管这次会议上有两种不同意见，但持乐观态度的人稍占上风。9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决定：“在三周内准备好向中国派遣两名高级军事人员和十名中级军事人员”。“将呆在库伦的41名中国人分成几个小组派往广东，听候H部队（H为贺龙的第一个字母，指南昌起义部队——引者注）革命委员会的调遣。”（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70、71页。）可见，联共（布）决策层对占领广东越来越重视。同时，中共广东省委正在准备的广州起义也引起了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注意。 9月20日，沃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中称：“只要叶挺和贺龙部队取得初步的巨大的胜利，基层群众的革命自发力量就必然会爆发出来。”（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83页。）报告提出在广东举行暴动，在广州和其他城市建立工农兵和城市贫民代表苏维埃问题。 9月24日，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希塔罗夫在给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兴奋地报告了整个广东的形势，并说：“我们现在广州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景：我们来到这里并推动他们一下以后，组织就迅速开始活跃起来，现在已经切实地帮助党准备干‘大事’。”（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90～91页。）希塔罗夫这里所说的“大事”，显然是指中共广东省委为迎接南昌起义军而正在组织的广州起义。 沃林、希塔罗夫的报告很快就得到了联共（布）最高决策层的重视。为了增加广州起义的力量，9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从孙逸仙大学学生中选出十名最坚强和最忠实可靠的共产党员，派他们经欧洲去广州。”“向广州汇去必要的经费以便安排用中文和英文出版的两家共产主义日报。”并决定致电罗米纳兹：“认为有必要在广东的工业城市里建立工人、士兵和手工业者代表苏维埃。”（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97页。）为了加强对广东方面的指导，共产国际还派德国共产党员诺伊曼前去广东。 这时，南昌起义军已经占领潮州和汕头，成立了汕头和潮州的革命政权，并准备成立革命的中央政府。广州方面，“暴动的准备积极进行”（注：《广州起义资料》（上），第22页。）。共产国际对即将成立的政权表示了极大的关心。10月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其中占领广州后建立什么形式政权问题，是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洛佐夫斯基认为：广州离海岸只有80到90俄里，而英国和日本军队大部分在广州，新成立的革命政权有受到外国军队武装干涉的危险。因此，伪装问题十分重要，主张新政权“不能以苏维埃工农共产主义政权等等名义公开出面”。他建议新政权可命名为“人民代表国民政府”，即“共产党员在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中实际掌握权力的情况下使政府不具有纯共产主义的性质”，在这个政府里分几个席位给非共产党人士。布哈林在发言中赞同洛佐夫斯基的意见，并进一步指出：外国军队不仅可以从海上对广州进行封锁，也可以进行轰炸。为了避免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布哈林提出了“革命人民政府”、“工农国民政府”两个政权名称供选择，但他倾向强调“国民因素”。（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第105、1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