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芒（苏州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我们的思想界有时候显得很无力，表现在对历史现象的解读上，往往是阐释得越多，争论的越热闹，对象反而显得越模糊，既找不出恰当的有力度的概念来评价，也难以形成富有针对性的理论框架加以衡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定性就是这样。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就不断有种种的“定论”来概括它，但总是因为阐释者的立场偏于主观、现实性目的过分明显，一直未在学界达成共识。在80年代“思想热”的时候，人们再次对“五四”产生了浓厚的“回归”与研究的兴趣，但似乎仍然未脱离为当下服务的心态。当时众所趋之的名言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尽管在政治／社会学层面，或者生命哲学、现代性的角度有所突破，但未深潜至深层逻辑的层面上进入历史，整体上仍然未能准确地揭示出它在整个中国思想史的位置。时至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淡入”，对“五四”的研究本该在学理上有所深入了，可遗憾的是此时人们似乎对“五四”已经没有兴趣了，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过早地变成了过时的话题。 张宝明（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洛阳师范学院教授）：不过应该说，“五四”仍然是一门显学。“五四”研究从它问世的那一天起就成为世人关注的对象。“五四”是一个不断被叙说、被重复、被刷新、被发挥甚至被演绎的话题。时至今天我们不但没有对“五四”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反而觉得愈来愈模糊，这不能不说与其“显学”的成因有密切的关系。我常常感到，当一门学问成为任何时代的当政者都十分关心的话题或课题时，学者的“从事”就有必要非常谨慎。以我们今天讨论的“五四”为例，无论是哪一个党派、哪一个团体、哪一个组织抑或哪一个学派都能在“五四”研究中找到自己独到的“新意”，而且在逻辑上、史料上、理论上也都顺理成章、自圆其说。难怪学者感叹“五四”研究说：已经成为一张“空头支票”，一条“拉过门”的甬道，一个可有可无的“爱国符号”。有时，我也为自己的研究担心：如此这般的“研究”有多大的必要？ “五四”几乎被说烂了。但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这个辩题为线索，即使在“当事人”陈独秀、胡适那里也有公婆之见。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的“口径”不一、各执一词。举几个典型的例子：胡适认为是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说后期的五四“行动”是对这场“复兴”的不幸的“政治干扰”。陈独秀、李大钊们则一口咬定“五四”的法兰西情节，披起“民主”与“科学”的兜风，在反传统、破偶像的大纛下极力呐喊：“运动了！运动了！”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力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幼稚”“危险”，而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则将这次运动视为“一个新阶段”，中国历史上不曾有的“姿态”。借助上面的分析，我认为，今天重新梳理五四的“本质”对20世纪的启蒙思想上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不然，我们的学术研究无异于无的放矢的“空炮”。 张光芒：说起五四运动的性质究竟属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这本来是一个纯粹学术史与思想史领域的争论话题，而且本该是一种严肃、必要的从深层面探求这一历史现象本质特性的角度，只是由于过去总是受到政治／社会学情结的影响，未能由此深入下去。结果使得百年来一提起“五四”，注重的总是它的政治社会学属性，诸如它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与救亡的关系怎样等等；而非其思想史属性，更遑论它的哲学与逻辑学构架的特质何在。今天我们重新从文艺复兴抑或启蒙运动这样一种视野来反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性质，起码可以避免主流意识形态与传统思维方式的干扰，同时更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中西比较视域无疑也是对当下全球化文化语境挑战的一种呼应。 在这一问题上，我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难以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提并论，由于其情感主义的泛滥决定了其更像是一场文艺复兴式运动。而且事实也是这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不在哲学、宗教领域，而在文学领域，甚至五四文学革命就是新文化运动。这就决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实质尚不是以理性主义的充分发达为核心的启蒙运动。如果说理性觉醒的真实程度会从深层影响到情感解放的进程。当我们分析五四文学理性的觉醒，会发现这一推动情感解放的前提是很不充分的：一方面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现代理性精神不可能一下子在五四作家身上完成从扎根、发育到成熟的全过程；另一方面，这时的传统理性已被他们（至少是在主观意识上）连根刨除，旧的已去新的未生，实际上五四作家在精神上真正所处的是一种理性的“真空”状态。为了解决一时之亟需，他们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直至现代主义的理性成果，由于必然的“食而不化”，他们只是“拿来”了西方理性从认识理性到价值理性、从逻辑理性到实践理性这一复杂结构中的最表层的部分，即价值理性（包括价值标准、价值准则、价值理想等），忽视乃至无视作为西方理性探索之根柢的深层动力的认识理性、逻辑理性或纯粹理性。这种极不成熟的理性精神可以引发情感的爆发，但却没有足够的文化力量去引导情感的方向。于是，我们看到，五四文学在进一步的实践中，并不像先驱者所设想的那样由情感的解放、爆发来促进理性的解放，确认新时代的理性精神，反而逐渐远离理性的母体而趋向情绪化。或者是以掬满同情的泪水渲染封建传统与社会现实对人的精神与肉体的摧残与戕害；或者怀着无比兴奋的激情歌颂社会上出现的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民主的现象。后者因慷慨激昂的情绪化倾向往往夸大了个性解放的程度，成为罗素批判过的那种“理性浪漫主义”的高蹈，像郭沫若的《女神》不妨视为对个性解放与“和谐、悠久、欢唱”的新中国的提前消费；而前者因过多的“血与泪”又不免堕入悲观主义的深渊，像郁达夫那样无可奈何地“沉沦”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