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3)05-0057-05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哲学研究取得长足进展，至20世纪末已经形成门类繁多的流派。哲学作为反映人类普遍认识规律的科学，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如何借鉴西方哲学的有益经验，推进中共党史研究的创新，是一项值得关注的课题。 一 从科学研究的范畴分析，当代西方哲学突出的特点是研究的领域比较开阔。 西方哲学自16世纪末发展到现代，逐渐呈现出多极化的倾向。这种多极发展的结果，是形式的多样化和研究的具体化。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西方哲学大致分为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两大门类。其本质是以理性反对迷信，用人道反对神道，最终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要求。然而，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建立与巩固，社会发展开始出现使人异化的深刻危机。同时，科学进步与人类社会生活自身也提出大量需要回答的新问题，从而加剧了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哲学的分化，使之从抽象的、思辨的理性主义转变为具体的、实证的理性主义，从传统的人道主义转变为反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并产生了众多流派，诸如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操作主义、日常语言学派、现象学派、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结构主义等。其中，有些学派纵横交错，大学派套小学派，产生许多分支，以致准确判断当代西方哲学派别的种类和数量，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当代西方哲学的多样化，使研究的对象更加具体。传统哲学认为，哲学可以涵盖世界万物，曾提出“一切都在哲学之中”的命题。到了近代，具体哲学纷纷从传统哲学的怀抱中游离出去，发展为独立的学科。基于这一事实，当代西方哲学强调为科学服务，研究具体的经验的科学问题，主张“哲学在一切之中”。例如，为了研究认识和语言表述之间的关系，研究人们思想交往的可能性与机制，当代西方哲学对语言的意义、使用的形式反复进行探讨，从而逐渐形成一些崭新的学科，如语义学、语用学、语形学等。诸如此类的具体研究，强化了哲学的应用性，使其研究的范畴更加广阔，内容更加全面。 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趋向，也经历了由宏观到微观，从封闭到开放的发展过程。中共党史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科。以前的研究，过度强调其政治功能作用，没有充分注意自身多种形态共存的客观性和必然服务于现实的规律性。所以，中共党史研究长期围绕党在不同阶段的政治路线进行，重视宏观探索，忽视微观分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除《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多卷本大型回忆录外，能够代表中共党史研究水平的论著主要集中于五四运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等少数领域。通史性的著作仅有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李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等十数种，没有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党史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声浪中，被贴上简单化、公式化和绝对化的标签，异化为林彪“四人帮”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的工具。所以，80年代以前我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基本处于封闭状态，进展缓慢，缺少重大突破，也没有产生相关研究的新兴学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阐扬，中共党史研究步入新的发展时期。中央和各地政府建立专门机构，加强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并与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结合，广泛开展综合研究，到20世纪末共征集出版中央文件百余册，约2600万字，地方文献资料约50余种，近1亿字，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日记等近百种，各种书籍约3万种，发表论文十数万篇。可谓林林总总，洋洋大观。这一时期，中共党史蓬勃发展的主要表现：一是旧课题推陈出新，拓宽了研究的广度。如关于五四运动研究，编辑出版了《伟大的开端》《五四运动史》和五四运动在各地的有关著作与资料集。研究范畴涉及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工人、商人、资本家、国民党和社会贤达人士，如实反映了五四运动中各阶层的情况；二是开展专题研究，围绕一定的领域或课题，加强了研究的深度。在地方党史研究方面，全国县级以上广泛开展地方党史编撰，成绩显著。在党史人物、根据地史、民主党派等研究方面，成立专门学术团体，定期召开研讨会，交流学术信息与经验；三是突破禁区，克服障碍，纠正了以前的错误结论并澄清了许多疑难问题。如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平反了江西富田事变等冤案。对西路军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恢复了本来面目。为解决党史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全国党史部门合作攻关，撰写中央及各地《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四是开辟新领域，全面展示党史发展的原貌，将研究从侧重政治、强调教育功能，扩展到研究党的军事斗争史、经济发展史、文化教育史。总起来看，这一时期中共党史研究方向明确、课题具体、投入大、效益高，所取得的成绩超过以往总和。 当前，中共党史研究从自身发展趋势和整体布局看，都有待继续深入和扩展；许多人在思想上没有彻底解放，仍存在研究禁区和误区；在方法上，基本沿袭传统的做法，没有与新兴的科学技术和研究方法接轨；在内容上，眼界还比较狭隘，对许多具体研究重视不够。显然，中共党史研究在新世纪必须增强时代紧迫感，大胆解放思想，积极克服旧的相对狭隘的思维模式，借鉴西方哲学的经验，不断拓展研究的视野。当代西方哲学的繁荣，使我们发现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十分广阔。比如，中国共产党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和影响，已经深入人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管理、习俗等众多领域。以前的党史研究只是发掘了很小一块阵地，仍有大量地域需要拓荒。新世纪中共党史研究不能长期满足于原有的思维方式，需要不断创新，进行更具体、更多向、更全面的研究，不仅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的实践，也要关注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至世界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不仅研究党的政治路线和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规律，也要关注党在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不仅研究党的领袖的活动和党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也要关注党在社会基层的各种活动，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历史和火热的社会生活。这样，中共党史研究就会增添生机与活力，广纳百川，兴旺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