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性格冲突与中苏大论战

作 者:

作者简介:
蒲国良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原文出处: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内容提要: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是中苏大论战对立双方的主角,中苏大论战带有他们鲜明的个性化印记。探讨中苏大论战的发生与发展不能不涉及两人的性格冲突。如果说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或者其中的任何一方从一开始就希望把双方的关系彻底搞坏,那显然是有悖于史实的。事实上,双方都曾为相互关系的日益恶化而感到焦虑不安,并为阻止这一趋势进行过艰苦努力。但大多数时候,努力的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有当时的客观因素的作用之外,两人鲜明的个性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4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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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3)05-0101-05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是中苏大论战对立双方的主角,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国内政治生活中都举足轻重甚至一言九鼎,大论战带有他们鲜明的个性化的印记。探讨中苏大论战的发生与发展不能不涉及两人的性格冲突。当年曾在苏共中央联络部工作的俄国学者杰留辛回忆说:当时我和同事们曾经议论过,大家都认为,双方在互相争吵、互相骂的时候,中国方面骂苏联可以,骂苏联共产党也可以,就是别骂赫鲁晓夫本人,骂他本人就完了,就无法挽救了。(注:参见丁明《回顾与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据说,当赫鲁晓夫得知中国的宣传者在苏联专家面前把他称之为“赫秃子”时,他也感到深受伤害。有学者认为,这也可能是赫鲁晓夫决定撤退专家的原因之一。参见[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页。)另据知情者回忆,邓小平在同苏联人的一次谈话中也曾表示,苏方可以批评他本人,批评刘少奇或周恩来,这都有可能再和解,“但你们直接攻击毛泽东的威望,这是不能补救的”。(注:[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页。)种种迹象表明,在当年的那场论战中,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个人的作用是不能忽略不计的。

      一

      赫鲁晓夫是苏联历史上的一位重要政治家。他虽然外表粗俗,但颇为精明,决不像某些人所描绘的那样,只是一个不讲原则、不动脑子、不深入思考问题的混蛋。(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70页。)正是得益于政治上的精明,赫鲁晓夫才毫不手软地批判斯大林,改变了苏联的历史进程。也正是得益于政治上的精明,他才能在苏联政坛波诡云谲的权力角逐中,处决了贝利亚,废黜了马林科夫,打倒了曾经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卡冈诺维奇,放逐了老资格的莫洛托夫,解除了为他登上权力顶峰立下汗马功劳的朱可夫元帅的职务。不过,赫鲁晓夫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在他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传统的俄国农民和工人身上的许多品质:勇敢狂热与谨慎畏缩兼备,天真烂漫与举止粗俗同在,心地善良而又充满狡黠,坚忍顽强而又充满狐疑。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胸襟坦荡,善于反潮流,敢于为天下先,勇于打破常规旧习;作为一个蹩脚的政治家,他出言无状,举止乖戾,得意忘形,一触即跳。此外,他还常常流露出专横跋扈、见风使舵、心胸狭窄、诡计多端的政客嘴脸。赫鲁晓夫成为苏共主要领导人之后,做出了许多令人惊叹的大事,充分展示了政治家的勇气与魄力。但他又是一个半吊子改革家,他的许多改革和创新常常前后不一、半途而废,他的许多重要决定也常常来自经验主义的观察与心血来潮的冲动。有论者曾这样描述赫鲁晓夫性格中内在的矛盾与冲突:“赫鲁晓夫首先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火山,它的喷发有时给社会带来好处,有时也为害不浅。他既是乌托邦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既是一个具有鲜明的马尼洛夫式自我表现的人,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者,机智狡猾,又像小孩子那样天真。”“他是一个大老粗,爱幻想和心地善良的人,但有时又过于严厉和专制。他是个试验家,常常雷厉风行和变化莫测,态度粗暴和蛮不讲理,善于领悟和机智过人。”(注:[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2页。)对于赫鲁晓夫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优秀品质,连他的政敌都非常钦佩。例如,莫洛托夫就坦然承认:赫鲁晓夫常常出现在行人中间,这一点是无可指责的,他恰恰在这方面具有良好的品格。他同普通农民和工人的会见比列宁、斯大林都要多。(注:[苏]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29页。)而对于他的斑斑“劣迹”,连苏联普通的百姓都能如数家珍。赫鲁晓夫是苏联历史上政治笑话最多的一位政治领袖。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中肯的:赫鲁晓夫有胆量。不过这个人也能捅漏子,可能日子不大好过,是多灾多难的。(注: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

      赫鲁晓夫的性格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中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首先,在公开场合有失检点、信口开河,充分暴露了他缺乏修养、脾气暴躁的一面。但是,作为一国领袖,在严肃的外交场合只是一味逞口舌之利,甚至为求一时痛快而动辄恶语相向,极易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例如,1959年10月初访华时教训中国为了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山——西藏而同印度发生冲突很不值得,还指责中国激化了中美关系。(注:李越然在1997年“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出言之无状,满座皆惊。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他挖苦中国: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你们搞百花齐放,现在怎么样,还放不放?你们那么爱斯大林,你们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徐晓天等《新中国与苏联的高层往来》(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6页。)同年10月,他又当面对邓小平叫嚷:你知道的,高岗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可你们中央却清除了他,这就是对我们不友好。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我们把他送给你们。(注:徐晓天等《新中国与苏联的高层往来》(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13页。)他还曾在外交场合大放厥词:如果中国新疆的哈萨克人表示愿意让苏联来治理的话,我们就把他们统统合并过来。(注:葛新生《赫鲁晓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6页。)大概赫鲁晓夫还嫌不够解气,又对中国领导人进行了直接的人身攻击:他含沙射影地指责毛泽东“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注:《赫鲁晓夫言论》第13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297页。)讥讽毛泽东是“破套鞋”,(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252页。)是“从鼻孔里挖出理论的菩萨”。(注:[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页。)他还当面挖苦邓小平“以后不要带棍子来”。(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页。1960年底的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期间,邓小平在身体尚未完全复元的情况下参加会议,走起路来需要手杖。赫鲁晓夫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曾以此挖苦邓小平。)在中苏两党分歧日深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的许多不当言行是导致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当胡志明建议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亲自会谈时,毛泽东回答:现在人家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我去谈什么?(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知情者回忆,毛泽东说过:赫鲁晓夫骂我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那好吧,我算是公鸡,他赫鲁晓夫是草鸡!(注:王鹤滨《紫云轩的主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页。)不难看出赫鲁晓夫因恶语伤人给中国领导人留下的恶劣印象。一位西方学者判定,“这种人身攻击(后来中国方面也参加了)在激化冲突方面至少与那些客观因素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甚至可能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这一点也符合一般的生活经验。”(注:[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页。)对此,苏联人自己也感觉到了。赫鲁晓夫遭罢黜的原因之一就是被指责为“在外交会谈时很不谨慎”,“在改善苏中关系方面无所作为”。(注:葛新生《赫鲁晓夫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6页。)赫鲁晓夫本人有时也对自己的信口雌黄颇为后悔。1959年10月初他在北京口不择言地大吵一通后,一回国便马上建议双方同时销毁10月2日的会谈纪录。这说明他自己也觉察到了些什么。其次,赫鲁晓夫爱出风头,喜欢动辄跳到前台,赤膊上阵,从而使事情失去转圜的余地。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赫鲁晓夫这个人到处带头讲话,都是他站在论战第一线,而且说话又那么粗野。(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页。)1960年底,刘少奇访苏期间也曾非常诚恳地劝告赫鲁晓夫少说话,最好不要站在第一线,亲自出来争论。(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16页。)但赫鲁晓夫根本听不进去。结果双方越闹越僵,回旋余地也越来越小。毛泽东后来说:赫鲁晓夫这个人很蠢,中苏论战开始后,我曾打过招呼,叫他退到二线,作幕后指挥,不要亲自赤膊上阵,对着骂,以后好转弯,他不听。(注:王鹤滨《紫云轩的主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页。)中国党就不一样:在我们党内还有很多人。我现在不讲话,再过一两年可能讲。赫鲁晓夫本人不知道讲了多少话……(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第三,赫鲁晓夫为了爬上权力的峰巅而趋炎附势、攀高附贵,向人展示的是一幅谦卑猥琐的丑态;而一旦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他马上又换上了一幅狂傲自大、不可一世的嘴脸。在毛泽东看来,这种行为缺乏起码的道德。如在斯大林问题上,“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4页。)赫鲁晓夫也把这种政治变脸术运用到了苏中关系上。当他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时,他对发展中苏关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957年毛泽东访苏时,他亲自指挥安排毛泽东的生活起居。为了能使客人满意,他甚至亲自蹲到为毛泽东准备的马桶上试一试感觉是否舒服。当他认为中国的声音对他已经可有可无的时候,便翻脸无情,撤专家、撕合同、施压力,直至在公开场合破口大骂。对赫鲁晓夫的翻云覆雨,毛泽东曾经说过:至于中苏关系,就是时好时坏,反复无常,1954年还比较好,1956年就不行了,就是这么反反复复,不好相处。他和我们签订了原子技术合作协定,他突然单方面撕毁了。就是说,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讲什么条约、协议,是很难信赖的人。(注: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页。)赫鲁晓夫的政治传记作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曾就苏联召回全部在华专家一事评论说,这个匆忙的决定“在许多方面系因赫鲁晓夫的恼怒使然。分歧尚未达到有理由撤回全部苏联专家的地步。由于‘大跃进’的失败,中国恰好在1960年遇到了巨大的经济困难。如今中共领导人可以把自己的大部分失利归之于苏联的立场了”。(注:[苏]罗伊·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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