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党史学的学科研究近年来为学界关注。周一平《再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与内容》一文，认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有直接和间接之分，直接的研究对象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历史事件、历史言论、历史经验教训、历史发展规律、历史人物、历史器物、历史典章制度等；间接研究对象主要指中国近现代社会等。研究内容与研究对象是有联系的，是研究对象的具体体现，并受其约束。作者指出，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内容很多、很宽泛，一般总是根据时代、社会、形势发展需要，分别轻重缓急，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 中共执政史研究引起了学者们浓厚的兴趣。李君如《要重视中国共产党执政史的研究》一文，对中国共产党漫长的执政历史和丰富的执政经验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具体分析了从局部执政、全范围执政到社会主义条件下执政的不同特点。 党的建设问题向来是学者们极为重视的一个问题。王双梅就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进行探讨，她认为，在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在建国初期、八大前后和“七千人大会”前后，党中央把执政党的建设工作列入经常的重要议事日程，采取许多有力措施，保持了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从而保证了中共率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路上取得伟大的成就。田冰以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为考察对象，指出八大设计的常任制有四个特点，即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各级代表大会是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扩大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以及党代表常任制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借鉴。莫志斌、陈特水结合十六大精神的学习贯彻，重新阐释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他认为这次全会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与时俱进的进取意识；抓住机遇、面向未来、高瞻远瞩的革命胆识与气魄；积极、务实的工作态度；在胜利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发扬“两个务必”的工作作风。作者指出，重温全会精神，对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启示尤深。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政权建设。国家结构形式是国家整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权力关系形式，陈夕认为中共二大是我党探讨国家结构形式这一漫长历史过程的起点。“二大”提出未来国家结构形式应采用邦联制。刘英茹等著文指出，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新中国人民政府的名称、性质，政府机构产生的途径和方式，政府机构的组成和主要人选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各主要部门和职能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设想和探索，为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此外，张启安、陈杰还剖析了我国传统政治体制中以党代政的历史原因。 农村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关注的问题之一。肖铁肩、周批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税费政策》一文，考察了党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阶段的税费政策及其特点。作者指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在农村根据不同阶级的经济收入，规定不同额度的税费负担。这种度阶级而别的税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这一政策打击和限制了封建剥削势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卫兴华对新中国党的经济理论进行研究，他认为新中国建立以来，党的经济理论总的来说是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摆脱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从理论上弄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和实践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关于党的思想文化建设有几篇文章值得重视。王晓岚、戴建兵《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对外新闻宣传研究》一文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长期的斗争实践认识到“打哑巴战”是要吃亏的，因此，党在抗战时期，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尽一切力量创办对外宣传阵地，并充分利用外国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对外宣传报道，还派遣部分同志到南洋进行宣传工作，从而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外交活动。建国初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急速而深刻的变化，思想文化领域也异常纷乱复杂，为了保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对思想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整合。王先俊从社会学的视角，对此进行了梳理和探讨。他认为，通过整合，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丰富了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内涵。 齐卫平《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经验》一文，通过对中国共产党80年奋斗历程的考察，认为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它领导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在此奋斗过程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包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认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必须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必须衔接阶段性的奋斗目标；必须发扬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必须注入现代性的新鲜活力等六个方面。 二、关于共和国史研究 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关志钢等著《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年探索》，以如何科学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一生为落脚点，重点论述了文革前十年党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程。林蕴晖从具有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制度层面考察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他指出，该探索集中体现于陈云在中共八大发言中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由于八大仍把消灭资本家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残余规定为党要继续实行的任务，这就使当年的探索没能摆脱苏联模式的框架，探索也因此中断以至逆转。胡安全《党关于新时期若干发展阶段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一文，分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九个阶段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成效，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实践历程和新时期的阶段性以及党关于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总结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