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03)03-0057-08 1926年6月至1927年4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中国上海设立远东局，以便就近加强指导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国共产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由于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既突飞猛进又错综复杂，所以“解决中国运动的问题自然占居着远东局整个工作的中心地位”[1](P351)。在这个过程中，瞿秋白不仅参与了远东局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工作，而且以其长期积累起来的理论素养和固有的才华，特别是语言方面的优势，在帮助远东局贯彻落实莫斯科关于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全面了解三二○事件后广州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协调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的关系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同时，在一些对中国革命具有关键性影响的问题上，瞿秋白也能够摆脱远东局的某些错误指导，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本文试图通过对这段历史侧面的回顾与探讨，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即远东局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瞿秋白自四大后在中央政治局内所处的无足轻重的地位，而瞿秋白则通过远东局这个政治平台和背景较好地发挥了自己的政治才干。 一、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在上海设立及其原因 早在1925年5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负责人彼得罗夫（又叫拉斯科尔尼科夫）、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报告中提出必须“在中国组建由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组成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以便领导远东国家和太平洋地区的工作”[2](P622)。但是这个提议一直没有得到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批准。这是因为莫斯科的最高决策层对中国的情况还不十分清楚所致。为了进一步弄清中国的确切情况，明确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斯大林除了在1926年1月初派出布勃诺夫使团到中国外，还于2月中旬向维经斯基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因为后者刚刚从中国回到莫斯科。2月16日，维经斯基根据要求在莫斯科给斯大林复了一封信，简要回答了斯大林提出的有关问题[1](P93)。3月20日，广州发生了出人意料的事变，使莫斯科感到有必要对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的革命运动加强组织领导，于是3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不反对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组成人员先由中央组织局确定”[1](P182)。4月24日，维经斯基在莫斯科给陈独秀写信说：“我要对您说，很可能，在中国将成立共产国际远东局。它会给您的整个工作以很大帮助。我不知道，我能否很快到您那里去，因为在执委会改组以后，我需要在这里逗留几个月，安排远东书记处的工作。但不管怎样我希望能在夏天去同您一道工作。”[1](P221-222)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维经斯基已经知道自己将要成为在中国上海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牵头人。4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批准远东局以下组成人员在华工作：维经斯基（主席）、格列尔（书记）、拉菲斯、福京和中朝日三国共产党代表同志”[1](P237)。至此，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几次会议终于在组织上完成了组建过程。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中国上海设立远东局要经过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这个事实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远东局同其他苏联在华机构一样，是执行联共（布）中央对华政策的境外机构之一；二是远东局设立的原因与当时联共（布）中央总体对华政策紧密相关。具体说，促使莫斯科考虑和批准被搁置了将近一年的彼得罗夫和维经斯基的提议，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国共合作的局势出现了令莫斯科担忧的因素。 首先，北方政局没有像苏联预期的那样发展，迫使苏联采取谨慎的对华政策。在中国培植一个亲苏政权，一直是莫斯科努力的方向。从对吴佩孚看好到援助孙中山，从帮助建立中共到实行国共合作，无一不是在作这种努力。1924年北京政变发生后，莫斯科又将援助目光投向冯玉祥及其国民军。但是，冯玉祥的政变只换来了一个皖系军阀的“段执政”，加之孙中山逝世，北方政局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尤为严重的是，1925年底由加拉罕一手策划的郭松龄倒戈反奉行动失败，而日本趁机在大沽口炮轰国民军，迫使冯玉祥下野，国民军失败。于是，一向被苏俄视为凶恶敌人的张作霖由东北进入华北，并于1926年夏控制了北京政府。援助冯玉祥以打击张作霖的计划受挫，使苏联与张作霖的矛盾以及与日本的关系都更加紧张。为了保证苏联的安全，使之不致“永远处于日本人的威胁之中”，莫斯科的对华政策开始变得谨慎，认为“国际形势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主张要放慢中国革命的速度；同时则更加看重广州国民党的重要性，要求巩固“华南共和国”，“广州政府，在目前时期应当坚决放弃进攻性的向外远征的想法，放弃采取任何有可能促使帝国主义走上外部干涉道路的行动的想法”[3]，要鲍罗廷设法缓和与蒋介石的关系，尽可能说服国民党领导人放弃立即进行北伐的计划。远东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设立的。 其次，在广州三二○事件后，有两个趋向与莫斯科政策的新变化发生了冲突。一是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虽然从总的方面接受了布勃诺夫（也就是莫斯科）定下的退让策略，但是在逐步地接受蒋介石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包括“整理党务案”的过程中，产生了“我们不仅不应当容忍三月二十日事变，而且应当进行一个自己的三月二十日事变”的要求，这让莫斯科感到不安。二是蒋介石通过三二○事件、整理党务案等步骤，逐步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一肩挑。到6月初，他认为夺权已经成功，脚跟已经站稳，于是决意北伐。而鲍罗廷则期望看到蒋介石及其整个集团在北伐中走向“政治上的灭亡”，因而并不加以阻拦[1](P369)。这与莫斯科对华政策的新变化相冲突，使它感到应有一种组织力量去广州纠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