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关于战后越南问题的对策，经历了由中国单独托治实现越南独立到同意法国战后重返越南的转变。目前已有研究成果，存在线性解释倾向，揭示了蒋介石从主张“大哥”计划到顺从罗斯福托管计划的转变过程（注：Xiaoyuan Liu,China and the Issue of Postwar Indochin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Modern Asian Studies,vol.33,no.2(1999).）。其实，这一转变并非直线性地一举完成，而是对应战时中国自身所处国际形势，法国国际地位以及美国对越政策的变化，在矛盾中曲折展开。中国政府内部对战后越南问题的认知也意见分歧，致使战后中法关系中出现了条约谈判成功而越南现地却冲突不断的矛盾情形。本文力图在重建曲折历史过程的基础上，透视国民党人其时对自身所处国际地位的认知，并试图探究中国政府外交决策的过程及其与实践运作之间的关系。 从寻求“大哥”的特殊地位到“一如联合国家一员对越之关系” 1940年9月，法、日在越南合作后，中国西南抗战形势骤然恶化。为维护战时国防安全并“为求进出越南作战便利之目的”，中国一面与驻越法军保持秘密情报联络，一面扶植指导流亡在华的越南革命团体。（注：万仁元、方庆秋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第536-539页。关于战时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的关系，详见拙作《抗战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方人士开始关注战后越南独立问题。一篇发表在《中央周刊》的文章称：“世界大战以后，安南之是否能独立，如不能独立，则其隶属问题，实与我国有深切之关系，不能不加以注意与研究也。”（注：竺可桢：《世界大战后之越南》，《中央周刊》第4卷第50期（1942年7月23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盟各国虽对大西洋宪章所揭橥的建设“一个美好未来”的原则表示同意，但根据这些原则引申到具体的事例，则因各国立场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释。战后殖民地问题便是如此。美国为削弱英法在亚洲的殖民势力，增强殖民地人民的抗日力量，明确表示支持战后民族自决。而英国因在亚洲享有巨大殖民利益，首相丘吉尔于大西洋宪章签字后三星期在下院提出限制或保留措施，将英国的自治领和殖民地划除在美国所提议的民族自决范围之外。（注：加里·R.赫斯：《美国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载入江昭、孔华润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9页；惠丹：《英国人的战后世界观》，《中央日报》1943年5月9日；陈立人：《战后南洋的政治问题》，《华侨先锋》第5卷第6期（1943年6月）。） 1942年8月3日，罗斯福通过私人特使古索(Currie)向蒋介石表示：反对战后将印度支那交还法国，主张由两国或三国联合托管。（注：Memorandum on Chiang-Currie conversation,3 Aug.1942,Currie papers,Box 4.本文中的注释，凡未标明出处者，均转引自Xiaoyuan Liu,China and the Issue of Postwar Indochin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一文。）美国之所以提议托管制，是欲借机削弱英法，通过与中国结盟，取代传统欧洲殖民强国成为稳定亚洲的主导力量。（注：Walter La Feber,Roosevelt,Churchill,and Indochina:1942-1945.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80(1975),p.1277.）蒋由于担心联合托管模式有可能被用于处理东北、蒙古和西藏等中国边疆地区的战后归属，同时基于越南战时受敌利用的惨痛经历，主张由中国充任“老大哥”，战后单独托治越南，扶助其获得完全独立。（注：Memorandum on Chiang-Currie conversation,3 Aug.1942,Currie papers,Box 4;Memorandum,Re:Chinese post-war aims,4 Dec.1942,Currie papers,Box5.）美国虽反对将越南交还法国，但对中国单独托管越南的计划也颇为震惊。美国积极扶植中国成为亚洲大国的初衷，是希望战后出现与美合作的亚洲，而不是将美国势力排除在外。由于中国战场的战略价值不容忽视，罗斯福谨慎避免直接与蒋发生矛盾，仅模糊表示：愿意考虑战后在南太平洋和东南亚某些地区采取一国托治，而对另一些地区实施多国监管。（注：Draft of letter from Mr.Owen Lattimore to Generalissimo ChiangKai-shek,December,194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FRUS),1942,China.Washington,1956,pp.185-187.） 至1943年8月，中国对战后越南问题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向。外交部长宋子文在出访英国时，阐明了中国的战后愿望：“（一）中国战后决无领土野心，惟东北与台湾则必须收复，日寇统治下的朝鲜则必须独立。（二）应以同盟国的协力，从速收复缅甸，打开盟邦援华物资大量输入的通路，俾在大陆上展开对日的反攻。（三）中国对越南之关系，将一如联合国家一员对越之关系，决不因中越曾有血缘，遂具有染指越南的心理。（四）中国在战时，需要与盟邦合作，在战后也需要与盟邦合作”。将中国对越关系定位为“联合国家一员对越之关系”，只是为了证明“中国的抗战目的，在消极方面，只是求生存，在积极方面，只是维正义，尽本无所谓‘新秩序’或‘共荣圈’”。（注：《我们的合理愿望》，《中央日报·社论》1943年8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