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37年华北的旱涝灾情及成因探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朱汉国(1954-),男,江苏武进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5 王印焕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地区普遭自然灾害,尤以旱涝为甚。导致华北旱涝灾情的原因,固然与华北特殊的气候与地质有关,但人为的生态破坏和水利设施的严重不足,是其根源所在。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4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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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3)04-0025-06

      1928-1937年华北旱涝灾害频仍。严重的灾情,加剧了社会的动荡,给民众生活造成了极大危害。本文试结合当时的灾情,对其成因作一点粗浅的分析,以裨于今日农村的防灾救灾。

      一、严重的旱涝灾情

      1928年至1937年,是国民党统治华北的头十年。十年间,华北大地遭受到空前的水灾和旱灾。

      (一)水灾

      华北境内,黄河横贯东西。在历史中黄河曾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过多大贡献,但进入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黄河由于屡次决堤,已成为华北地区主要水患之一。此外,由于连年失修,华北境内各河流几乎是逢雨必患。

      1931年6月到8月,以江淮地区为中心,发生了百年难遇的大水灾,处于淮河上游的河南遭受到空前的灾难。豫中淮河水系的颍河、汝河、洪河以及沙河流域,豫南汉水支流的唐河、白河流域,豫东的贾鲁河、惠济河等流域,以及黄河支流的伊河、洛河流域,顿成泽国。据灾后统计,1931年河南遭受水灾区域,“东至商邱、鹿邑,西至偃师、巩县,南至南阳、邓县,北至安阳、林县,广袤达五万九千零二十四方里”[1],涵括了河南三分之二以上的县份。仅从1931年后半年天津(大公报)不断升级的灾讯中,就足以看出河南灾情之严重。是年7月,“沙、颍、淮、漯等河,因山洪爆发,到处溃溢。沿河各县,呈灾之电,纷至沓来,计信阳、罗山、郾城、临颖、襄城、叶县、西华、商水、邓县、西平等十余县”,“各灾民陆居无屋,水居无舍,餐风宿露,死亡日多”[2];8月,水灾“遍历四十余县,灾民不下千万”[3],东南各县俱被殃及,“而淮河上游沿岸受创最重,荒村野店,飘若萍浮,独圩孤庄,均成泡影”[4];9月,“由洛阳至自由、平等之水,水头浪高四五丈”[5];10月,“已报成灾者,为信阳等53县,灾区南北长约千三百余里,东西广约千五百余里,灾胞约达千五百余万”[6]。12月伊、洛、涧三河“突然同时并发”,洛阳龙门镇“水高十丈,龙门街半壁为巨浪卷走”,“男女老幼之未及逃者,抱木浮沉,缘树攀枝。登屋则屋塌,伏墙则墙倒,呼救之声,悲痛不堪”[7]。截至是月,郾城、临颍、西华、商水、淮阳等县,受灾面积除商水之外,余者均在90%以上[8]。1931年12月出版的《河南民政汇刊》对此次水灾进行了统计,河南被灾县数共计78县,占全省112县份的70%。除光山、固始等6县尚未查报明确之外,其他71县被灾面积为426689方里,54407村被灾,33644222亩田地被淹,607884亩被水冲毁,被灾户数为1861371户,灾民为9451065人,其中有29998人被淹毙,11816头牲畜死亡,4269942间房屋被毁,粮食财物损失高达两亿五千万元[9]。

      1932年的水灾比起前一年来相对缓和,河南虽颍河“上下游决口百余处”,但除此之外灾情并不严重。惟河北水灾较诸1931年惨重,“滹沱、大清、潴龙诸河,相继溃决,致成巨灾。大名等五十县,一片汪洋,积水深者三五尺,浅者一尺余,田庐被淹,牲畜漂流,盖庄悉罄”[10](第十六章P6)。据天津《大公报》载,“至少每县被浸田地,在四百顷以上,多者竟达百余方里。村庄被冲者,在呈请之四五十县中,已占一千三百余村”[11]。

      1933年是黄河泛滥的重灾年份。是年七八月间,黄河上游连降暴雨,宁夏、绥远、陕西俱遭水灾。受其影响,不出十日,黄河下游亦告大汛,专门成立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对华北三省的水灾情形作了报道:

      “洪流东注,势甚汹涌,水位之高,流量之巨,盖自有测量记录以来,所未曾有,于是河南北岸温县堤漫溢四十里,武涉河溢入沁,并溃詹家店,南岸汜水广武河溢,平汉路桥仅浮水间,桥基亦危,兰封河决故道口门拦河坝,东注江苏砀山丰沛入昭阳湖,考城堤故单薄,亦溃北岸,溢封邱,直抵太行堤,而为祸之烈,莫过于河北长垣,两岸同时并溃,南岸水从小庞庄东南注入运河诸湖,淹河北东明,及鲁西荷泽、巨野等十八县,早断流,北岸自大车集至石头庄四十里间,普遍漫溢,事后勘查得决口三十一口门,宽十余丈至三百余丈,香亭及石头庄一带,吸溜尤多,几夺全河,淹河南之滑县,河北之长垣东明濮阳,及山东之濮范寿张阳谷等县,苟非金堤障其北,灾区且亦广,自清季咸丰五年,河决铜瓦厢改道北行以还,常溃于郑州,溃于濮阳,溃于利津,然其漫淹之广,灾情之重,胥莫上年若也”[12]。

      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计,1933年的黄河泛滥,冀鲁豫三省灾情严重,受灾县份河南为滑县等26县,山东为荷泽等22县,河北为长垣、濮阳、东明三县。其损失情况如表1:

      表1 1933年黄河泛滥冀鲁豫三省受灾状况统计

      

      资料来源:《民国二十二年黄河泛滥沿河各县受灾状况统计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印:《黄河水利月刊》第5卷第3期,1936年3月。

      由上表可见,河南、山东两省不但灾区面积广阔,生命、财产损失亦极惨重。依原表所列,两省财产损失均在六千五百万元以上。另据7月17日天津《益世报》所载,山东灾区财产损失达一亿零九百五十多万元。[13]河北虽仅有三县受灾,但从受灾程度上来说,河北的长垣、濮阳、东明三县灾情却远较他省严重。三县受灾面积与受灾人口比例分别为57%与67%。据另一统计,三县受灾的面积、人口、乡村比例则分别高达77.74%、76.67%与82.96%[14]。由于统计渠道的差异,我们一时无法辨认哪组数据更加贴近事实。好在我们此处引用数据仅是为了窥探河北三县的受灾情况,而两组数据都毫无二致地证明了长垣三县的灾情严重。对于灾区的惨状,事发时有人记载:“房屋几尽倒塌,人民巢于树上,纵不为鱼,亦将饿毙。呼号之声,时有所闻,水面浮尸,漂泊无定,入耳伤心,触目酸鼻。虽郑侠之图,亦难描其惨状于万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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