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史研究概况述评

作 者:

作者简介:
茅家琦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邮编:210093

原文出处:
民国档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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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国民党史研究呈现繁荣景象。李云汉在“中国国民党史研究和几个层面”一文中,对包括海峡两岸的国内学者的研究出版状况作了详细的评介。他说:“通论性党史著述,为数当在50种以上”,其中“体系完整,内容充实,足资代表某时代、地域或特别方面”,而又常见的,有30种。有关国民党党史专论性著作,包括阶段性、地区性、专题性以及有关党史人物的传记等一共列举了28种。各种论文集有36种,所收学术论文总数在300篇以上。(注:见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与评论》,(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74-83页。)

      在如此众多的专著中,我们认为,属于通论性质的、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只有4种,即: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初版于1929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计1262页;1938年商务印书馆再版,197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第3版,计112页;1960年中华书局版计1686页。②张其昀:《党史概要》,1951-1955年先后由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分册出版;1979年3月增订2版,增加“补编”一册,共计2148页。③罗家伦:《七十年来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1964年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出版,计171页。④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1993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计324页。

      此外,李云汉在上述文章中没有提到的、在大陆出版的主要专著还有以下7种,它们是:①李友仁、郭传玺主编:《中国国民党简史》,1988年,北京档案出版社出版,计404页。②萧效钦主编:《中国国民党史》,1989年,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计364页。③宋春主编:《中国国民党史》,1990年,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计669页。④苗建寅主编:《中国国民党史》,1990年,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计707页。⑤彦奇、张同新主编:《中国国民党史纲》,199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计794页。⑥刘健清、王家典、徐梁伯主编:《中国国民党史》,1992年,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计788页。⑦马尚斌等著:《中国国民党史纲》,1992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计516页。

      以上列举的11本专著,详古略今现象极为明显。

      不少专论性著述内容丰富、见解深刻,对研究中国国民党史极有贡献,但它们毕竟不是全面、系统意义上的中国国民党史著作。

      海外学者主要从事国民党人的传记、国民党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专题性研究。据李云汉统计,用外文撰写的孙中山传记在50种以上,蒋介石传记亦在30种以上。此外对黄兴、汪精卫、宋教仁、戴季陶、冯玉祥、廖仲恺、胡汉民等人亦有多种研究成果发表。(注:见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与评论》,第84-85页。)近年来,亦有蒋经国传记问世。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一部全面系统的《中国国民党史》的外文著作问世。

      (二)

      阅读已经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史以及众多的有关国民党的著作与论文,我们有两点突出的印象。

      第一,受到政治需要以及主观感情的支配较多,严肃的学术性著作较少。

      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张其昀的《党史概要》、罗家伦的《七十年来之中国民党与中国》都属于官书性质,为中国国民党政治服务殆无疑义。

      台湾海峡两岸的学者,在论著中往往流露了“孙中山情结”。以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一事为例。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到了日本,总结失败的教训认为,这一切都是由国民党没有统一号令,党员不服从党魁统一指挥。“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因此,对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人,他提出两点要求:第一,党员要“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第二,党人入党时不仅要宣誓,而且要在誓词上签名、“捺手印”,表示誓不反悔。当时黄兴、谭人凤等人对“附从孙中山”一词有不同看法,又认为签名后还要捺手印,近乎侮辱,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已出版的国民党史著作对孙中山的这些措施都予以肯定,或予以同情的理解,认为“孙中山重新树起了一面革命的大旗,成为凝聚一部分革命力量的中心”;“他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为发动第三次革命东奔西走,一片苦心,逐渐为大家所理解”。对“附从孙先生”、“捺手印”两点实际上是肯定的。唐德刚在1999年版的《晚清七十年》一书中对此事有一段评论,他说: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山再度逃亡日本。是年9月27日,孙氏乃用强制办法,把那个原为三权相制的国民党,改组成一个由他个人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这是一个革命政党的性质上的转变——事实上也可以说是国民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清党’(1927年的‘清党’实在是第二次)。被清除出党的(或不愿加入的)都是一些誉满中国的同盟会、国民党时期的革命元勋,如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人。自此以后,……就变成了一个由领袖个人独裁专制的革命政党了。虽然它的政策上明文规定着,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权之后,老百姓们在它的训政之下受训,受训及格,被认为可以行使‘政权’了,它便会主动地还政于民,实行宪政。

      其实正如卢梭所说的,一个人如使用没有节制的权力,这权力是没有不被滥用的。所以纵是民主睿智的现代哲人孙中山亦在所不免。辛亥以前孙氏只是一个以‘同盟’精神和形式组成的革命政党的‘总理’,他是不能滥用其权的。1907年3月中山在日被逐出境,他只因私下收了日本政府赠送的区区5000元,已被党内同志攻击得体无完肤,同盟会几乎为之瓦解。等到1913年之后,国民党被改组,一些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元勋被清除出党,中山变成‘中华革命党’党魁之后,情形便不一样了。中山为着‘党’的前途,甚或个人的权力,他的政治行为就逐渐脱轨。”(注: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55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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