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2年《努力周报》创办始，丁文江就一直矢力于“好人”政治的预备与鼓吹，自己也理所当然的以“好人”自视。正因将“好人”问政作为政治清明社会改良的起点，丁文江本人就一直戮力议政。即使在1926年遭受任职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颠踬后，也未多受干扰，1932年他又与胡适等人重拾办刊议政之坠绪，迎来了一生中问政最为努力、知识分子精神表露最为充分的时期。《独立评论》四年间丁文江作为“好人”的个体努力，及其对张学良、蒋介石的具体建言，构成了“好人”思想在国难深重条件下的双重实践。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探讨丁对时局的所有关切，仅拟重点检视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他向张学良、蒋介石等最高层当局所提出的一家之言。 一 受国难危机日益深重的引发，丁文江对政府的外交建言明显较前为多，但与对外力的期待相比，内政的改进才是他的根本属意所在。一般而言，政治变革无外乎两途，即通过或武力或和平的手段来打破当下政治的僵滞。这两种途径所代表方向的争持近代以来愈演愈烈，20年代军阀统治时期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的对峙即为显例。然而由辛亥革命启其端的“武力革命”（在这里革命主要指通过暴力手段达成某种目的而言，其丰富的诠释意义并未涵括净尽）途径无疑占据着中心的位置。中华民国形式上的统一即以一、二期北伐战争所获得，甚至30年代初蒋介石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的争夺也可以被认作这一方式的延续。“革命”一词在近代中国具有显而易见的话语霸权。但有“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自谓（注：胡适等著：《丁文江这个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8页。）的丁文江明确认定“革命”绝非较有效率的内政改进之药方，他甚至根本怀疑革命成功的可能性。1932年7月他所发表的《中国政治的出路》一文实为此一思想的概括总结，也可视作丁氏本人关于国难时期政治改革的纲领。（注：丁文江：《中国政治的出路》，《独立评论》第11号，1932年7月31日。） 在该文中，丁着重分析了中国不能革命的七大理由。他指出，中国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的政治趋势，“已经变为外重内轻”，中央政府的效能日益弱化，地缘辽阔、交通落后、租界的存在也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这种分离；此外，中国政府的组织与机构、军事教育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尚不足以为“革命刚成功的时候”所利用，从而相当程度地减少了维持革命政权于不坠的可能性。丁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侈谈革命妄“干”革命，只会引发更多的革命前赴后继，而很难达到政治清明造福人民的最终目的，所以只能“用和平的手段，长期的奋斗，来改革中国的政治”。丁指谓的“奋斗”包括政府、“我们本身的”——“好人”们的两方面努力。对于国民政府，丁虽坦承不赞成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考虑到外患迫亟时的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当然不愿意推翻它”，不过要求国民政府至少在以下数项上有所改进，俾得“政治的和平改革有逐渐实现的可能”。这大致包括国民政府必须绝对尊重全体国人（共产党人在内）于言论思想方面的基本人权；国民党不可将国家资源所得而私；政府必须明白规定政权转移之程序，最低限度是“国民党对于党内党外一定要先有明白的规定，握政权的人凭甚么上台，经何种手续可以叫他下台，然后可以免除用武力争政权的惯例”等。对于“好人”们的努力，丁文江在延续了其一贯思路的同时又明确了若干主张，认为：第一须组织小团体，“公开的讨论我们根本的信仰和政治的主张”；第二，救济青年，具体方法是“督促政府不欠教育经费，慎选校长，实行考试用人制度，多设讲学年金”，尽可能地保证青年们的学习环境，以养成合格的有用之才；第三，研究具体问题，拟议建设新国家的方案供当局咨询决策。这三项使命如若可以切实贯彻逐步实现，“然后联络各种信仰相同的小团体，来成功政治上的大组织。”政府与个人努力的遥相呼应互相支援，在丁文江看来，必将开创中国政治的新局。 政府努力的主动权操诸人手，而个体奋袂则可尽在掌握。是以，丁文江等“我们”这些人对时局的参与，只能依循其提示的方向——“独立”社的聚集、充当青年们的思想导师及“搜集事实、提出计划”、向政府建言等途径来实现。 二 沈阳事变后，国内民气日益高涨，但难掩国人眜于国际情势的缺失，甚至对日本也没能做到真正的知已知彼。被蒋廷黻誉为知国际问题“最透彻”的丁文江慧眼独具，聚焦日本问题有日。1932年5月的一个星期内，丁氏连续为文对犬养毅的被刺及由此带来的日本政治的变化都提出了事后证之均十分准确的判断。（注：丁文江：《日本的新内阁》，《独立评论》第2号，1932年5月29日。）与日本的谋定而后动相比，中方的反应是杂乱的，甚至很多是与理性相绝缘。其中有一种观点即认定战争所带来的巨额负担有可能使日本不战自溃，中方只待坐观其成而已。丁文江察及这类观点背后所隐藏的危险，遂收集材料对日本的战时财政状况有较深入的剖析。（注：丁文江：《日本的财政》，《独立评论》第2号，1932年5月29日；丁文江：《日本的财政》，《独立评论》第30号，1932年12月11日。）他得出的基本结论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纯属幻想，包括抵制日货在内的类似运动固然“可以使日本受相当的损失”，“然而绝不能制日本的死命，绝不能使日本交还我们的失地”。长远而言，真正收复失地，只有等中国彻底战胜日本而后可，然就目前来说，随着日本对东北全境的控制，热河及平津已沦为抗敌的最前线，“我所谓抗日”，“已经不是收复我们已失去的东三省，是保全我们将失未失的热河和平津。”丁文江认为，在日本的既定方针下，国民政府如若继续奉行实际的“不抵抗政策”，“则中国全部的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要让日本的计划遇挫乃至中绝，“唯一的办法是使日本受最大的牺牲才能占领热河，使他们的军阀知道中华民国的土地是不容易让与大家的，是要用金钱和性命来交换的。”“若是我们咬紧牙关抱定了不贱卖主义，他或者出不起这样大的价钱，放弃他们—部分的野心。这是我们目前惟一生路。”（注：丁文江：《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独立评论》第37号，1933年2月12日。） 与丁文江的这种期待相比，国民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奉行诉诸国联的“不抵抗主义”委实是一种“贱卖主义”。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唯恐国内酿成大规模的排日活动与其“安内”为先的既定方针相违迕，即屡屡告诫张学良“此非对日作战之时”，“努力稳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为“共产党利用，呈共匪之跋扈”。（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七辑（1931年），中华书局，1983年，第111页。）事变发生次日，蒋再次致电张氏为东北问题的处理确立了基调：“沈阳日军行动，可作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注：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75页）所谓中央处理并无锦囊妙计，不过是在延续此前姑息忍让政策的同时就诉于国联。与日本有国恨家仇的张学良本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他此时思想矛盾情绪复杂，须臾间即走上惟蒋命是听的狭路。12月15日，面对举国的抗议与谴责，在国人心目中已成误国巨魁的张学良向蒋发出请辞电，要求辞去陆海空军副司令职，以“一新天下耳目”。（注：《张学良年谱》（上），第597页。）岂料蒋氏也因一身系天下之谤遂以退为进，于同日通电下野。由粤、桂系与汪精卫、何应钦共同入主的国民政府次日发布命令，同意张的辞职要求，同时任命其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另令东北政务委员会移至北平扩大为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张兼任。张依然身处风暴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