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3)-0103-06 最近10年来，学界对村民选举的关注，也带动了乡建村治思想史研究的热潮。不过，人们在挖掘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国时期所掀起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时，多谈及米迪刚、王鸿一、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大多忽视卢作孚这位“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学者”。这不仅不公平，也不客观、不科学。其实，卢作孚所倡导的乡建理论和所从事的乡建实践是民国初期最具代表意义的两大乡建模式之一。 一、卢作孚是民国乡建运动中两大典型模式的代表人物之一 目前学界从民国初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归纳概括出多个乡建模式或派别，主要包括：米迪刚兄弟的“中华报派”、王鸿一的“村治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梁漱溟的“乡建派”以及军阀阎锡山的“村本政治派”。而对卢作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村现代化建设理论和实践却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划分乡建模式的主要标准应该是乡建的目标及其所依赖的路径。米迪刚、王鸿一、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人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虽然各有其特色，但就他们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总体把握及所提出的解决途径看，有一个相同的核心，那就是梁漱溟概括的中国农村的问题源于“文化破坏”、“教育不兴”，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最要紧的法子就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1]（614页）。例如，米迪刚兄弟的“中华报派”认为村治“所以产生于今日而不产生于往昔者，受欧洲近代文化之激荡催迫而使之然也”，“当吾国文化大放光明之时，彼等不过北欧一蛮族耳”，因此，现今要“复兴国家”，“复兴农村”就应以上古文化和儒家实学为依归，主张学成之士一律回乡，担任村长，兼任校长，发展教育，实行政教合一以张本[2]。米氏的主张与梁漱溟所谓“中国人民与西洋人见面之后，中国文化便发生了变化”，“中国乡村就在这一变再变七十二变中被破坏了”[1]（607页），因此，“乡村建设之由来，实由于中国文化不得不有一大转变”，以及通过“新的组织构造”，即“乡学村学”来实现这一转变的思想是出于一辙的。王鸿一的“村治派”倡导“传贤政体”和“学治主义”，对此，梁漱溟虽有怀疑，但他还是明确表示“说到内容主张，则鸿一先生与我大体极相近”[3]。至于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将中国农村问题锁定为“愚穷弱私”，依此提出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路径就是“四大教育”，即用文艺教育培养“知识力”，用生计教育培养“生产力”，用卫生教育培养“健强力”，用公民教育培养“团结力”[4]；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使“乡村学校成为改造农村生活的中心”[5]；以及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推行“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6]的乡建计划均未跳出梁漱溟“所谓乡村建设要可类归为三大方面：经济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一面”，而“经济一面政治一面之得有些微进行，统赖教育”的“教育建村”思路[7]。因此，这一批知识分子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实际上是由梁漱溟倡导的“文化教育一乡村社会改造”模式集其大成的。军阀阎锡山的“村本政治派”，虽然也有较大影响，但其提倡村治的目的是“保境安民”，强化其在山西的统治秩序，不能与这批知识分子旨在“复兴农村”的乡建运动相提并论。且其村治方式完全是由官方推动的，用梁漱溟的话说，它全无引人民自动的好方法[8]，失去了“乡建”“村治”的本来意义。而真正与粱漱溟这批知识分子有着共同“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目标，但却采用截然不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建路径，且取得较大实践成就，具有特殊价值的乡建模式就是卢作孚在四川北碚所实验的“实业民生一乡村现代化”模式。这一论点还可以从晏阳初、陶行知等人参观四川北碚后的观感中得到有力的印证。1939年，晏阳初和陶行知先后来到北碚参观。晏阳初参观后回到平民教育会与其同仁畅谈感受，说“我看到那里的工矿经济建设都很有成绩，将来希望本会能与那边合作，使他们的经济建设，与我们注重的教育政治工作有一个联系”，“他所做的种种工作，虽然不同于我们的县政改革，但共同建设中国的最大目标却完全相同”[9]。陶行知在参观后的答谢词中盛赞北碚“创办的经济事业、文化事业和社会事业，一派生机勃勃的奋发景象”，“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10]。他俩不约而同地表明了卢作孚的乡建模式与他们进行的教育县政改革实验最大的不同在于“经济建设”上。而从经济入手，还是从教育入手，正是民国初期两大乡建模式的基本分野所在。44年后，梁漱溟作《怀念卢作孚先生》一文时，再次肯定北碚模式的新意在于从“发展农业工业”出发，最后取得大的成就。因此，不重视对卢作孚乡建思想及其实验的研究，就不可能全面客观地认识民国乡建运动的面貌，更不可能深入地总结民国乡建运动的历史经验。 二、卢作孚是民国乡建运动中提出乡村现代化思想的第一人 卢作孚是我国著名的实业家，因成功创建民生公司、发展交通业而被毛泽东称赞为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之一。为实现其“实业救国”的主张，他一生做过三个试验，即设立成都通俗教育馆、开展北碚乡村建设和创办民生公司。在乡建实验中，他是我国第一个系统阐述并实践“现代化”、“都市化”思想的人。与梁漱溟等知识分子的乡建思想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特色。 （一）卢作孚客观地分析了乡村建设的动因，提出并着手实践农民心中最需要的旨在谋“民生”、保“民享”的乡村建设计划。当时乡村建设运动的大背景是“中国社会已陷入深刻的经济政治危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村更是灾难深重，农村经济破败不堪，农村社会匪患丛生，农民四处流离逃荒。面对这种境况，全国“救济农村”、“复兴农村”的呼声四起，各类“村治”、“乡建”实验逐渐推展开来。但是，对于农村破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农民心里究竟最需要什么样的“救济”计划和“复兴”计划？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梁漱溟等人把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破坏的原因归结为向西方学习，认为是“中西文化的冲突”把乡村破坏了[11]（193-194页）。因此，他再三强调乡村建设的真意在于“创造新文化”，农民最需要的乡建计划是树“民风”、启“民智”。 卢作孚通过对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分析，得出了不同的认识。他认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最大障碍不是其他乡建派所说的“中西文化的冲突”，而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情节下衍生的“两重集团生活”，即家庭生活及由家庭生活扩大而成的亲戚邻里朋友关系。在这两重关系里，人们“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社会”，没有超出这两重生活以外更广义的道德和责任，“不肯为社会——一桩事业或一个地方——找出路”，结果民族是散漫的民族，社会是散漫的社会，农民更是散漫的农民[12]。以至于“在场上去办一桩什么建设事业，绝对找不出一文钱来”。他清醒地认识到乡村缺少的是事业的建设，农民最需要的乡建计划是谋“民生”、保“民享”。所以，他在《乡村建设》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要提倡的事业意义却不同，在消极方面是要减轻人民的痛苦，在积极方面是要增进人民的幸福”，“怎么样增进幸福呢？是要他们多些收获，多些寿数，多些知识和能力，多些需要的供给，多些娱乐的机会”[13]。 （二）他是我国第一个明确提出以“现代化’、“都市化”为目标来建设乡村的乡建运动者，“国家现代化”是卢作孚理论追求和实践建设的核心。他说“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国家现代化需要有乡村现代化为基础，因此，乡村运动的目的就“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也不只是乡村救济方面”，“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14]。乡村现代化是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统一，现代生产方式就是工业化，是办大工业，他说“小工厂、手工业和农业，无法产生大的组织”，必须“一切产业都工业化，是要工业机械化，要用机械代替手工业，使有大量的生产，标准的生产和成本低廉的生产，是要用工业解决一切生产问题，……政治建设问题，文化建设问题”[15]（603、614页）。现代生活方式就是都市化，他希望城里人能享有的新生活，乡村也能有。为此，他在《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一文中专门描绘过现代化北碚的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