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的社会改革和实践

      卢作孚的思想遗产

      吴小龙

      卢作孚是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友毛泽东称他是发展中国工业所不应该忘记的四个人物之一。实际上，卢作孚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作为五四时期所涌现出来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分子，他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对于改造中国的方向和道路等问题，都有过许多深刻的思考，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至今还不失其启示意义。

      一、卢作孚关于救国根本道路的观点

      自中华民国建立以来，由于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国内政治依然黑暗，政争不断，军阀混战，时被外力所乘，民族危机依然严重，辛亥革命后所出现的那一点光明、那一点新气象又迅速消逝于无形。究竟怎样才能真正振兴中华，救国救民的根本道路是什么，依然无可回避地摆在了中国人、尤其是先进思想家的面前。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爆发，其间的二十余年，国人对于救国问题和民族、国家发展的根本道路问题始终在进行着思考和探索，有许多有意义的方案，有许多有价值的启示，有许多虽未能实行、或者实行了却终未能成功的规划，至今还让我们感受到了思考者的理性、清醒和睿智。卢作孚要算这样的一个典型。

      自鸦片战争以来，救亡一直是中国思想界一个中心言说。但卢作孚却独持异见，断然宜称，“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见《卢作孚文集》下同）这种说法，提出于三十年代初，与胡适那个有名的“五鬼闹中华”、“帝国主义断然不能灭那五鬼不能乱的国家”的说法遥相呼应。如果说胡适的观点多少得之于他留学欧美，受西方理性主义熏陶浸染的经历，那么早年（直到此时）未曾出国的卢作孚又是如何形成他的这种根本认定呢？恐怕是来自于他对自己所面对的中国社会现实的考察和思索。因此，他们两人基于这种理性主义而设想的救国根本任务也就不同，胡适侧重反迷信、倡科学之类的思想启蒙，侧重于理论；而卢作孚则侧重于实践和实业：建设铁路、公路、矿山、工厂、农场，等等，侧重于自地方开始的具体建设举措。

      

      卢作孚先生　（一八九三～一九五二）　民生公司创始人　总经理　著名爱国实业家

      卢作孚明确指出：“政治问题不是可以大刀阔斧解决的。因为政治上主要的是建设问题，是建设秩序问题。国家虽大，其建设秩序的工作细致，乃与个人生活秩序是一样细致的。分析起来，都是一点一滴的问题，不是大刀阔斧的问题。合无数一点一滴以成一桩事业的系统，合无数事业以成一个地方的系统，最后乃成一个国家的系统。”基于这样的判断，卢作孚把政治上的问题规约为主要是建设问题、秩序问题——联系到当时的思想界、包括少年中国学会内，一直争论不休的走政治革命还是走实业与教育道路来救国的问题，我们可以把这看成是卢作孚对这些争论的间接回答。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他为自己选择的道路和实践模式所做的理论思考、论证。在当时内忧外患、国事糜烂的局势下，一般人倾向于“大刀阔斧”地革命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改朝换代心态，也符合当时的国人迫于内外交困的形势而产生的急切、焦虑的心态。而卢作孚以其在实业和建设方面的长期实践所获得的经验和巨大声望，断然坦言“政治问题不是可以大刀阔斧解决的”，进而试图制定规划，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从四川省做起，并且颇具雄心地提出要使四川成为全中国的榜样。

      卢作孚以具有一定深度的理论分析来支持自己反对激烈的变革方式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源不在于外部或者表面，而在于内在的社会结构：在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尤其是集团生活”的特点，中国的改良或革命，都面临着“绝大的困难”，“这困难之源只在一向的集团生活——家庭和亲戚邻里朋友的相互依赖……要变更这依赖关系，要变更这比赛标准，要变更这道德条件，乃是当前绝大的困难。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军人有力量打倒一切军阀，然而没有力量打倒军阀所由形成的集团组织。只要有人群，便有一群亲戚邻里朋友在各努力去解决其家庭生活问题。虽然亦有人群间相为的精神——亲戚邻里朋友间相为的精神，究竟还没有明了地为所在更大的人群努力。”即人们习惯于为小群体的利益而共同努力（“相为”），却还不习惯于为大群体（民族、国家）的更高利益而共同努力。在卢作孚看来，建设“完好的国家”、改造社会，关键不在于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而在“整个社会组织的改变”！卢作孚此论，极不合于当时的国共双方的主流意识。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诉求及其背后的理论系统且不说，阶级分析与社会学的冲突且不说，当时挟反帝反封建口号以自重，以谋军政统一的国民党，也断不容此看来似乎在为地方势力和军阀割据辩护的理论。“要创造或运用现代的物质文明，便要创造或运用现代的社会组织”，这是他的结论。当时在这一点上，共产党方面的观点亦相似。不过卢作孚与此似乎又有区别：在共产党那里，创造现代化组织的诉求是以阶级斗争、政权更替、新型专政等话语表达的，实践中致力于创建破坏现有组织的组织：把旧式的农民起义组织成为新式革命军队。而在卢作孚那里，“创造、运用现代的社会组织”则意味着另外的运作原则：以各种区域性、行业性的组织为实践目标，在这些具体的建设实践中去培育他所期望的那种社会组织。而在此过程中则须始终坚持他那长远的社会理想。这种实践常常受旧组织、旧体制的掣肘，故常常有失败、顿挫之感，不如共产党直接把目标指向消灭旧组织来的单纯痛快，但是以立为破、先立后破则是卢作孚及其同道不可放弃的原则。

      二、卢作孚的地方实业计划

      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卢作孚开始具体规划四川省的地方改造问题——他设想的实际上是一种气魄宏大、目光长远的“小事”——以实际成绩取信于民，即使规模小，“影响也是很大的”。他把自己认为应该进行的“各种应该建设的事业和怎样建设的方法”“预说一个大概”，并且强调指出，“在进行中间，有三种必须留意的条件：1.各种事业必须同时努力，因为社会问题，都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各种事业都是可以相互帮助的。2.各种事业，都要天天有想法，天天进步或改良，没有一个可以永停的地位；一种可以永守的方法。3.在经营事业的途程上，对于一般人重在指导和帮助，期于引起他们的信心和同情，基于他们都有勇气，都有愉快的精神和积极的兴趣走到经营的路上去。”这些，看起来都是在把人引向非常具体的“经营的路上去”，以使社会的物质财富和改革资源得以增长。时至今日，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还能说卢作孚的这种“渐进改良”仅仅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吗？从他所阐述的整个方案看得出，卢作孚是很有行政能力和考虑成熟的通盘构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