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9-0055-05 在研究九一八事变的众多论著中，大陆学界普遍认为，张学良忠实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们为张蒙“不抵抗将军”之名鸣不平，如张魁堂著的《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张友坤、钱进主编的《张学良年谱》（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以及各类历史教科书，多是如此认为。即令有学者指出张是在“自觉自主地奉行了不抵抗政策”[1]，“如果秉笔直书，张学良倒是积极奉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2](p140)，也还是强调了“奉行”。台湾方面则多说是张不抵抗，蒋只是“予默认”，如著名学者蒋永敬、李云汉等，便是如此认为[3]。而梁敬镦认为“避免作战”是经过“中央与地方对日战略之检讨”，不抵抗之责任，“要非学良一人所能独负”（注：见梁敬镦：《九一八事变史述》。笔者仅找到此书之第四版修订本，对此语已作修改，未见“责任”论述。此处转见沈云龙发表于台湾《传记文学》第三十三卷第三期的《“九一八”事变的回顾》一文。）。这种责任之争，固然有其意义，却简化了蒋张两人间的关系，忽略了他们在不抵抗行动的背后各有尖锐对立的策略和主张，这就是张的“全国抗战”主张和蒋的“力避全国抗战”战略。到目前为止，尚未见有将蒋和张二人的不抵抗作比较分析的研究成果。而将他们在不抵抗上的分歧和演变作深入的分析和比较，对于加深了解“不抵抗”的真相和蒋张之间的关系，当会有所帮助。 一 张学良的“全国抗战”主张 张学良对日本的国仇家恨，是众所周知的，他抗日的强烈愿望，也是众所公认的。但在抗日问题上，他坚信仅凭东北一隅，难以抵抗日本的侵略，“欲免东北的危险，必须国家统一”[4](p31)。他顶住日本的劝阻、威胁，在东北“易帜”，“主要目的正是谋求全国统一，全力对外”[5]（注：可参见张魁堂著的《张学良传》和毕万闻著的《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等书。）。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正是“全力对外”的基本信念，导致了他在“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 在“全力对外”信念的支撑下，1929年夏，张曾背靠中央政府，采取了从苏联手中武力接收中东路的行动。蒋当时竭力怂恿张对苏强硬，表示：“舍一致对俄外无出路。”[6](p220)“如有必要，全国军队可以随时增援也。”[6](p223)可是，当苏联出兵战争打响后，面对张多次请援，蒋未派一兵一卒，没援助一枪一弹，仅接济东北军饷200万元，还是编遣库券，不是现款[7](p102)。眼看蒋的“一致对俄”成为空口许诺，张在气愤和不满中，只有自主求和，同苏联签订《伯力协定》，恢复事前状态。 中东路事件，本是在“一致对外”的名分之下发生的，结果却是东北军单独对外。顾维钧判断可能是南京在设法使张陷于外交困境，“使之必然依赖南京，这样中央政府就能控制他了”[8](p406)。张则抱怨说：“南京只叫我们打，什么也不管。打既然不行，就得和吧。可是南京又不叫我管和的事，这简直是整我们呀！”[4](p63)张既希望“一致对外”，又时时提防挨“整”，这就促使他一方面尽量巩固和加强东北集团的力量，将东北的大权控制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又尽量避免重演中东路事件的单独对外局面的出现。问题是东北处于日苏两强的夹击之下，张欲免对外冲突和欲加强自身的力量都很困难。中原大战为两难中的张学良提供了新的机遇。1931年9月18日，在争取到蒋许诺的地盘、高官和重金后，张挥师入关，占据华北。张的实力大大加强，独立性更强。他说：“名份决服从中央，举动必以东北四省福利为前提而慎重考虑。”[9](p88)对此，蒋虽然不满，却也无奈，坦言：“东北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仅名义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6](p618) 张入据华北后，将其统治重心从沈阳移至北平。从1930年底起，身为东北边防军统帅的张，即以“养病”为由，长期留北平，在北平设陆海空军副司令部，东北事务交由张作相、臧式毅、荣臻等人具体处置，自己只是遥控。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发生，种种迹象已显示日方将有行动。张一面将事件交涉移交中央，密嘱所部：“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10](p108)一面却借口平定石友三反叛，“把尽可能抽调的部队，抽调入关”，连东北军内部都自嘲：“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苕帚疙瘩都拿出来了。”[11](p24)考察张将重心内移的目的，主要有三：第一，是以巩固华北来抗衡中央政府的渗透和削弱东北军的阴谋。第二，是为躲避日本的威逼。东北易帜后，日本感到，“怪杰张学良对我，以万马奔腾之势……一举而欲粉碎我满蒙特权”[12](p12)，因而日本声言要“用武力膺惩张学良”[4](p75)。张不愿屈服于日本，便以“病”拖延和躲避，消极应付。第三，是为有利于使满洲问题国际化。将东北问题国际化，是为对付日本以“事件地方化”阴谋蚕食中国领土的方针。这是蒋和张密商达成的共识，即利用《国际联盟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等“公理”同日本周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