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3)03-0001-009 对国内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认识，既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的组成部分，又是这一民族理论的基础构成。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内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认识方面，中国共产党取得显著的成就，其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广度。因此开展对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内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认识问题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深入研究抗战阶段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取向、党的新民主主义民族平等团结理论提供新颖生动的视角，因而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 一 客观存在，是指在意识之外，不依赖主观意识而存在的事物。由于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游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因此，“民族是客观存在的实体”（注：金炳镐、青觉：《论民族关系理论体系》，《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第29页。）。从时空上看，一定的人们共同体之间是有差异的。当这些人们共同体的存在及其差异为意识所反映时，人们就可以把某一国家内人口居于少数的人们共同体称为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各民族之间逐渐形成人数居多的汉族和人口较少的其他民族的区别。这种民族人口上的区别成为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被称为少数民族的基本原因。然而少数民族的客观存在是一回事，国家和社会对它的承认是另一回事。尽管中国少数民族是作为民族实体而存在的，但是国家和社会的承认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对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确认既取决于人们的立场态度和思想认识，更取决于国家的肯定。国家和社会对少数民族存在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从本质上讲反映了不同阶级的民族观。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即肩负起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党在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中，逐渐加深了对国内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认识。北伐战争时期，冯玉祥在五原誓师以后，中共中央曾给在其部队工作的共产党人发去指示，指出：“冯军在甘肃，对回民须有适当的政策，不损害这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注：《中共中央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以下引文，简称《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据考证，从此，“少数民族”一词日益成为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话语体系中使用频率很高的重要词汇。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内少数民族的态度是：“为了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了民族解放，更应清楚的了解这些少数民族的存在，和如何使他们参加抗战，增强抗战力量，巩固团结，争取胜利。”（注：汉夫：《抗战时期的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群众》2卷12期，1938年12月25日版，第597页。）为了使抗日战争真正成为全面的全民族战争，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内少数民族存在的认识呈现出比较过去更全面、更深入、更具体的特点。论述这一问题，首先不能不援引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关于“中华民族”的论述。毛泽东指出：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土地之上。 …… 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十分之九为汉人。此外，还有回人、蒙人、藏人、满人、苗人、夷人、黎人等等许多少数民族，虽开化的程度不同，但他们都有了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 中华民族不但是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对于外来民族的压迫都是不愿意的，都是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的。……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注：《毛泽东选集》卷1，晋察冀日报社1944年编印，第61-63页。） 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既从生产、生活、政治等方面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内在联系和整体性，又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民族称谓、民族种类、民族人口、民族历史的总体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内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权威性表述。 其次，我们在党的历史文献中还看到其他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国内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具体阐述。这些阐述主要有： 1.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的种类繁多，人口不少，其分布地区十分广袤 1939年，八路军政治部在编写的《抗日战士课本》一书中写道：“中国是一个最古老的国家，有五千余年的历史。”“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是世界上最勤苦耐劳，最爱和平的民族。”（注：《汇编》第807页。）这段话中已经包含着一定的民族统计成分。 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少数民族称谓和种类的认识并不止于此。据笔者统计，1937-1945年党的文件、报刊文章和领导人的著作、演讲中使用过的少数民族称谓就很多，现将这些具体的称谓列举如下： 蒙古、回回、藏、满、苗、瑶、番、黎、维吾尔（畏吾尔、缠回）、哈萨克、柯尔克思、锡泊、索伦、塔塔尔、乌兹别克、塔兰其、塔吉克、归化、番回、东乡回、萨拉、朝鲜（韩）、安南、僮（壮）、仲家、夷（彝）、摆夷、水田夷、山头夷、阿昌夷、磨些、僰、罗罗、朴曼、栗粟、卡瓦、卡拉、民家、普拉、乌尼、崩龙、马喇、怒、求、茶山、曼尼、撒海、古宗、黧黑、缅人、野人、散民、阿你、土佬、力些、浪速、台湾同胞（注：分别参见《抗战时期的国内少数民族问题》；民族问题研究会编：《回回民族问题》，《汇编》第869页；罗迈：《回回问题研究》，《汇编》第847页；《中共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批示》，《汇编》第551页；《边区参议会应有的任务》，《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内部发行，第651页；刘健：《云南少数民族问题》，《群众》7卷7期，1942年4月15日版，第157页；李子坚述：《云南问题》，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委民族工作部、省民委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工作》，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渥丹：《民族问题和民族语言文化》，《群众》6卷1-2期，1941年3月18日版，第28页，等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