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3)08-0076-04 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1]而苏维埃宪政就是用苏维埃宪法来确定的苏维埃国家的基本制度，确定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并保障政府和人民实现由宪法规定的制度、权利和义务。中国苏维埃宪政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设置了较为健全的苏维埃组织机构和领导体制，提出了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初步地探讨了有中国特色的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将民族资产阶级列入中国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构成之一。毋庸讳言，由于共产国际、苏联机械地推广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模式，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又缺乏宪政建设的经验，中国的苏维埃宪政建设也留下了一些沉痛的教训，机械地移植了苏联的苏维埃体制，照搬了苏联的党政关系模式，不能正确区分党政的不同职能，照搬了社会主义联邦制形式下苏联宪法处理民族问题的有关条款，倡导民族自决权，建立联邦制国家，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民族资产阶级排斥在中国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构成之外。所有这些，都是中国苏维埃宪政建设前进道路上的曲折。 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在中国建立了新型的苏维埃宪政模式，设置苏维埃的组织机构和领导体制，规定了权力运行的原则，划分了其各自的职权范围。中国苏维埃政权也机械地照搬了苏联政权机构中一些部门的设置、权限及执行程序的规定，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其中模仿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而设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苏区的肃反运动中，起了推波助浪的作用。 中国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从名称、机构设置、领导体制、权力运行以及职权的规定，都仿效了苏联的国家政治保卫局，而苏联该局及其所属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在30年代苏联的肃反运动中，起了众所周知的负面作用。中国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也在30年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苏区的肃反运动中，重蹈覆辙，起了同样的负面作用。由于国家政治保卫局享有侦查权、逮捕权、预审权、审判权和处决权，加上其单线垂直领导以及局长集权制度，这种广泛的权力与不受约束的机制，使其除中央人民委员会外，任何党政军机关及人民群众均无权过问其行动及推行的政策，而政治上受同级党政军领导，实际上成了一句空话，严重脱离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加上工作性质所致，更加加重了其神秘主义与孤立主义倾向，以致于最终成了驾凌于苏区党政军机关之上的“太上皇”。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各苏区的肃反工作中，造成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后果，其中以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最为典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是长时间的，也是全局性的。研究肃反扩大化的原因，也是史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有的同志认为肃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为：“受苏共‘左’倾思潮严重影响；”“王明‘左’倾中央统治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肃反中，确有少数因思想品质不好，刻意利用自己掌握的肃反大权来摆权威、耍威风，甚至挟嫌报复，排除异己，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严峻的战争环境”等等。[2]毫无疑问，这些都是肃反扩大化的原因之一。但国家政治保卫局体制上存在严重的缺陷，也是肃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宪政要求对行政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而仿照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而设立的中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限和执行程序规定不妥，实行单一首长集权制，单线垂直领导制，与同级党政军领导的关系保持独立性，缺乏必要的制约关系，脱离了苏区党政军群的监督，造成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后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曾经不正确地强调了保卫机关独立系统的垂直领导，这就使各级保卫机关失去了各级党委的领导与监督，因而犯了错误。”[3]有的同志过于强调政治保卫局被某些思想品质不好的人所利用。毋庸讳言，确有少数像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赣东北苏区的曾洪易、江西苏区的李韶九、闽西苏区的林一株之类的人，或因滥捕滥杀的罪恶行径而被处决，或因叛变投敌而沦为革命的叛徒。但是指挥政治保卫局进行肃反的人，大都是从肃清内部的间谍，保卫和巩固红色政权这个良好的革命愿望出发，而不自觉地犯了错误。不仅有不折不扣执行“左”倾错误的夏曦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同样有执行正确路线的毛泽东也犯了同样的肃反扩大化错误。邓小平曾客观地分析：“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打AB团的人品质都不好？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4]正因为存在体制上的缺陷，无论是谁掌握了这个拥有广泛的权力而又缺乏约束的机构，都难于避免犯错误。彭德怀曾深刻地总结苏区时期政治保卫局因缺乏制约机制而犯肃反扩大化错误的教训。“特别是原属政治部的锄奸部，改为保卫局，为政治部平列机关，不受政治机关领导，形成特殊化、神秘化，严重地脱离群众，造成互不信任。”以致于“派去湘鄂赣边区和鄂东南区的钦差大臣，把当地党政军大批领导打成改组派加以杀害，放上他们派出去的钦差大臣，或调换气味相投的一些人。”[5]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留下的沉痛教训，不应该被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