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轴心时代”

——“五四”文艺复兴的理路

作 者:

作者简介:
洪峻峰(1958-),男,福建石狮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副编审。厦门大学学报编辑部,福建 厦门 361005

原文出处: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胡适等新文化人提出“五四文艺复兴”之说,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他们发现先秦诸子并立、百家争鸣的辉煌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可以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媲美的“轴心时代”,发掘了久已衰落的先秦诸子之学,从而确立了“五四文艺复兴”的目标和内容。通过对“轴心时代”思想文化和精神传统的复兴,为新文化的创造提供本土资源与动力这是新文化人倡导的“五四文艺复兴”的理路。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4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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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03)04-0106-08

      一、“五四文艺复兴”说的历史依据

      在五四后期,胡适等新文化人提出“五四文艺复兴”之说,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一观点体现了五四新文化人对于中国文艺复兴的期盼和追寻,同时也表明他们的这样一种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诸多方面像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五四文艺复兴”说一方面被人们广泛接受,成为“五四”以来思想界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有代表性的理解,但另一方面也不断遭到质疑和否定。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五四文艺复兴”说的历史依据是什么?换言之,新文化运动在哪些方面像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关于这个问题,五四新文化人主要强调两个方面,一是白话文运动,另一是个性解放。1919年6月,蒋梦麟在《改变人生的态度》一文中,把五四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比拟,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文艺复兴的起点。他写道:“西洋人民自文运复兴时代改变生活的态度以后,一向从那方面走——从发展人类的本性和自然科学的方面走……这回五四运动就是这解放的起点,改变你做人的态度,造成中国的文运复兴;解放感情,解放思想,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1](P66)1921年7月,蔡元培在美国旧金山市的一个招待会上发表演说,也比较了中国与欧洲文化发展历程的共同点,并把五四新文学运动看作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开始。他说:“考欧洲文艺中兴之起点,群归功于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之文学。今中国之新文化运动,亦先从文学革命入手。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诸氏所提倡之白话文学,已震动一时。吾敢断言为中国文艺中兴之起点。”[2](P62)所谓“文运复兴”、“文艺中兴”,都是“文艺复兴”的不同译法。在这里,蒋梦麟强调的是人生态度的改变,主要是个性解放;而蔡元培的依据则是文学革命,主要是白话文运动。后来,胡适在口述自传中讲到新潮社成员看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的相同之处,也是讲这两项。[3](P171-172)

      1933年7月,胡适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题目为《今日中国文化的趋势》。胡适把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归结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的“相似之处”,作了比较系统的归纳。他写道:

      该运动有三个突出特征,使人想起欧洲的文艺复兴。首先,它是一场自觉的、提倡用民众使用的活的语言创作的新文学取代用旧语言创作的古文学的运动。其次,它是一场自觉地反对传统文化中诸多观念、制度的运动,是一场自觉地把个人从传统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它是一场理性对传统,自由对权威,张扬生命和人的价值对压制生命和人的价值的运动。最后,很奇怪,这场运动是由既了解他们自己的文化遗产,又力图用现代新的、历史地批判与探索方法去研究他们的文化遗产的人领导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一场人文主义的运动。在所有这些方面,……被看成是预示着并指向一个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的新生的运动。[4](P181)

      胡适一向认为,只有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来比拟,才能揭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而上述三点“相似之处”,就是他提出“五四文艺复兴”说的历史根据。前两点包含了蔡元培和蒋梦麟提出的根据,最后一点是他根据五四后期开展的整理国故运动而作出的补充,旨在强调这个运动领导人对自己的文化遗产的批判、探索和研究的态度。胡适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些方面,归结到“一个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的新生”的目标上来,这就揭示了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历史意义。

      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学者格里德曾指出:“‘一个古老民族的新生’的确是胡适所寻求的目标,但这个目标不是通过任何实际意义上的古老文明的再生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创造一种新文明来实现的。”[5](P37)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五四文艺复兴”说不断遭到人们的质疑和否认。

      早在五四时期,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梁漱溟,就对新文化人的“五四文艺复兴”说提出质疑。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写道:“有人以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这新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怎能算得中国的文艺复兴?若真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1](P215)梁漱溟强调“复兴”的意义,认为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孔子的人生态度,中国的文艺复兴应该是孔子人生态度的复兴。

      20世纪40年代,李长之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中也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他说:“五四所象征的时代精神是甚么呢?有人说是文艺复兴,我看并不是。这个时代还不够文艺复兴。因为,文艺复兴的意义是:一个古代文化的再生,……可是中国的五四呢?试问究竟复兴了甚么?……中国的古典时代是周秦,那文化的结晶则是孔子,试问五四时代对于孔子的真精神有认识么?”[6](P14-15)60年代,华裔美国学者周策纵在其力作《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写道:“欧洲文艺复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古代文明兴趣的复活,是寻求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取代中世纪的思想。对这些古代文明的研究,是整个文艺复兴革命性的一个方面。而五四运动完全不是—个复辟运动。恰恰相反,它的目的是在一个古老的国家中植入—种现代文明,并伴随着对旧文明的严厉批判。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它与五四运动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的结论是相矛盾的。”[7](P469)

      由上可见,人们否定“五四文艺复兴”说,最主要的理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致力于“复兴”中国古代文明,没有对古代文明的重新研究、重新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复活”;相反,新文化运动致力于批判孔子、批判旧文明,这与文艺复兴的趋向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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