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儒家民族观探微

——金以前儒家民族观发展的历史轨迹

作 者:

作者简介:
孟古托力,男,1938年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主要研究北方民族史,邮编 150010。

原文出处:
北方文物

内容提要:

学界长期以来将儒家民族观仅认定为保守的、排他的,其实并不全面。大量资料证明,其还有另一方面,即开放性、整合性。否认任何一方面都不客观。儒家民族观的双重性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儒家文化面对以女真族为主体的金朝,并非无能为力,其民族观遵循既定轨迹继续发展它的开放性、整合性。本文围绕5个方面系统探讨之,并从中揭示金朝儒家民族观多层面的内容。金朝在对其保守性、排他性进行一定的制约的同时,使儒家文化进一步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儒家民族观的开放性、整合性不断转化为中华诸民族的凝聚力。


期刊代号:K23
分类名称: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04 年 04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R24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83(2004)03-0068-13

      金朝是我国历史长河中的重要一段,它的儒家文化具有丰富的内容,并等待我们系统的发掘和研究。拙文是在先贤时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仅就儒家民族观提出几点粗浅看法。为系统说明这个问题,不能不追溯早期儒家民族观的双重性及其发展轨迹。深入探讨该课题具有一定意义。它既是儒学、文化学的重要内容,又是金史、民族关系史不容忽视的部分;其不仅可以纠正某些舛误,还历史本来面貌,而且对现今文化建设也不无裨益。笔者功力不逮,又长期孤陋,故缺点错误不会太少。敬请读者指正,不胜感谢,以期推动对该课题的深入研究。

      一 早期儒家民族观的双重性及其发展

      (一)早期儒家民族观的双重性

      早期儒家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丰富多彩,统以民族观称之。深入剖析其内容,其具有互相对立的双重性或两重性。

      1.保守性和排他性

      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鲁国王廷讨论与各国关系时,孔子提出个重要命题:“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注:《春秋左氏传》定公十年,《十三经注疏》第2148页,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拙文凡“十三经”的引文,皆依此版本。)引文中的“裔”,指边远地区的民族,“夷”系少数民族的统称。其意为,边远的各少数民族与华夏族应各守疆界,少数民族不要进犯中原。

      孔子与学生子贡等讨论对管仲的评价时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注:《论语·宪问》,第2512页。)管仲立有保卫华夏文化的功劳,到今天人们还享受其带来的好处。若无管仲,就要像少数民族那样披散头发,穿左开襟的衣服,即为少数民族统治。孔子对管仲“尊王攘夷”的做法予以肯定。

      “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指中原)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注:《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第2249页。)引文中“亟病中国”指少数民族多次进犯中原乃至灭亡中原一些政权。南夷与北狄不断骚扰中原,使其不得安定,齐桓公攘斥夷狄,保卫中原,立有功劳。

      所列举孔子等早期儒家代表人物的论述,并非无关宏旨,而是政策定位的理论指导。他们各自从不同角度反映需家民族观的一个方面,即对少数民族应当防范、攘斥、打击,为此需要像齐桓公、管仲那样,“守在四夷”,保卫中原文化不遭破坏。这在当时来说不失某些理性,有益于较高水平的中原经济、文化的发展。然而在历史长河中,其排他性逐渐增大,特别是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历史时期更是如此。久而久之,便演绎成“华夷之辨”、“夷夏之大防”。其狭隘趋势及其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当归属于儒家民族观的保守性和排他性。

      2.开放性和整合性

      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注:《论语·子罕》,第2491页。)对“九夷”构成有多种说法,但都是指我国东部少数民族。孔子认为,去九夷地区生活没什么简陋之说。综观儒家经典,孔子的这种想法曾多次表现出来,反映这位圣人对九夷的公正看法甚至对其向往。

      孔子的学生们聚会,其中“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劝告他:“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无兄弟也!”(注:《论语·颜渊》第2503页。)子夏是早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成为响彻几千年的名言。其中需明确“四海”的含义。据《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九夷在东,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蛮在南。”(注:《尔雅·释地》,第2616页。)学者邢昺等也主张此说。四周各少数民族都是我们的兄弟,反映了儒家民族观的开阔胸怀。应当说,这是儒家学说中的闪光部分。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注:《孟子·离娄(下)》,第2725页。)从民族学角度言,孟子由历史史实得出,无论东夷人舜还是西夷人周文王,只要“合符节”即有德行,行天下之道,都能成为圣人。先圣人和后圣人,不管相距多远,相隔多久,道路相同,圣人是不分族别的。

      早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子夏、孟子所阐述君子居九夷而不陋的看法,视边远少数民族为兄弟的胸怀,圣人不计族别的观点,反映他们的民族观之开放和包容。许多开明政治家将其作为政策的定向,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和效应不可低估。源于不同共同体的夏商周之主体进入中原后,经长期交往而融为华夏族。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随着历史发展,这种民族观的整合性越来越明显。

      3.全面看待早期儒家民族观的双重性及其实质

      学界长期以来没能全面看待早期儒家民族观。只认定“华夷之辨”、“夷夏之大防”等保守性和排他性的一个方面,甚至将这个方面与整个儒家民族观等同,断然否定它的开放性及其发展趋势。有人将某些朝代、某些历史人物的狭隘民族观均归在儒家文化中,作为儒家文化一个严重缺点进行批判和鞭挞。批判必至孔子,如此才显得有深度。还有些人,不管具体情况,不计严重后果,将上述保守性民族观所导致的某些行为,作为爱国主义内容不遗余力的宣传、提倡。同样是这个保守性民族观,一些人需要鞭挞则鞭挞之,需要表扬则表扬之,表现出很大随意性。我国学界有个陋习,某些名家之言总能轻易地转化为权威性意见,进而制约人们的思维。然而对待民族观的另一方面即开放性和整合性,或回避或不予承认,问津者甚少。这是不公正的。对待儒家民族观,时至今日,应广其事,明其情,正其名,全面理解,给予其应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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