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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圣外王、经世致用，是北宋中期宋学各家一致的理想诉求。王安石治《易》，正好跨越着“庆历新政”。“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陈亮语）的社会思潮对王安石有着极大的影响。在其《易解》中，王安石通过对《周易》的解说，比较系统地探讨了社会发展与变法的关系、儒家传统的“反经合道”之说，利用《周易》的文本，从方法论的角度，总结出了“辨义行权”的理论，使之成为了自己变法改革思想的理论支撑。
。故通其变者，“使民不倦”而已；因其所利，变而不见其迹，“使民宜之”而已[1]。 在文中，王安石首先从社会文明演进的角度，探讨了人类远古时期各种工具、制度发明所持续时间之漫长的原因，归结为“物之所未厌，圣人不强去；物之所未安，圣人不强行”。文明的创新也是一种文化的变革。变革必须以对民众有利、能被民众所接受为根本前提，但如果不变革、不创新，民众就会因此而懈怠，社会发展也就会因此而失去前进的动力。 手中长时间拿着东西就会感到劳累，因而自然就会放下；眼睛长时间看东西就会疲劳，因而自然就会眨眼。王安石由这种常识再引申到对社会一般性规律的认识——“事久则弊，不更则”。“执久则释，视久则瞬，事久则弊，不更则”这四句话在文字和意义上都相当精彩。其后，郑樵注《周易》，遂对其加以引用，曰：“黄帝、尧、舜，其名号虽殊，其所以应时而趋变，凡以为民而已。‘执久则释，视久则瞬，事久则弊，不更则。故通其变者，使民不倦而已。’非常之变，黎民惧焉，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2]（卷8） 尤其应当注意的是，王安石对《周易·系辞下》“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中的“神而化之”未作解释，弃去不讲，而将其解释为“变而不见其迹”，认为“变而不见其迹”即所谓“神而化之”也。这样，便去除了《周易·系辞下》原文中的神秘色彩。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圣人也无法改变这一点，但社会的发展却是建立在不断变革基础上的。因此，圣人必须要“通其变，使民不倦”。王安石认为：一切社会性的变革，无论是工具的还是制度的，都应使民众感到有利，并且要因势利导，避免大的社会震荡，做到“变而不见其迹”。 北宋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再次提出了变法改革不应“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的主张： 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而要做到不“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就必须要“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3]（卷39）。 在《夫子贤于尧舜》一文中，王安石又再次解说了《周易·系辞下》“通其变，使民不倦”的深层含义： 昔者，道发乎伏羲而成乎尧、舜，继而大之于禹、汤、文、武。此数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浸明浸备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继之者焉，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是也。夫伏羲既发之也，而其法未成，至于尧而后成焉。尧虽能成圣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备也。夫以圣人之盛，用一人之知足以备天下之法，而必待至于孔子者，何哉？盖圣人之心不求有为于天下，待天下之变至焉，然后吾因其变而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时，天下之变备矣，故圣人之法亦自是而后备也。《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此之谓也[3]（卷67）。 在这里，王安石进一步推导出“圣人之心不求有为于天下，待天下之变至焉，然后吾因其变而制之法耳”的结论。这个观点已经达到了政治上变法改革的高度。王安石已经更明确地认识到：变法改革是否成功，取决于变法改革的条件是否成熟。 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中，变法改革的条件是否成熟，除去应具备的社会条件外，还有一个必不可缺的前提，即主张或主持变法改革的人是否能得到君主的全力支持。对此，王安石在《易解》中也有深刻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