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蒙古人的征服,给世界尤其是中国带来了空前的震撼。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人们在数次西征之后,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江南。最早归附蒙古的色目人成为元朝征服者的助手兼理财能手。不论是大都城内,还是外地商邑,到处可见色目商人的身影。蒙古人南下更为回回商人开拓了新的用武之地:“天戈一日南指,多少贾胡留。”[1] 元朝统一全国后,由于版图辽阔,南北物资交流畅通无阻;再加上蒙元政府实行的重商政策,在回回人经商风气的影响下,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从商的人数迅速增多,“舍本农、趋商贾”的风气很盛,时人张之翰说:“观南方归附以来,负贩之商,游手之辈,朝无担石之储,暮获千金之利。”[2]闽广海商、扬州盐商、江右商、徽商等都活跃在江南地区的商业舞台上,竞展雄姿。对此,当时人深有感触,以至于出现“近世乃下元甲子用事,正直天市垣,所以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3]的说法。 前所未见的商业繁荣对南北方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在士人阶层中也出现了南北迥异的态度。腹里定兴(今河北定兴)人王结对这种前所未见的社会现象非常敏感:“游心经济区,奇货真可居。”“举世治筐箧,此风定谁驱?”[4]他简直不能理解,让人陶醉的中国伦理秩序社会,怎么会在一夜之间落到“举世治筐箧”的地步,对此,他迷茫而愤怒:“此风定谁驱?”在他的《上中书宰相八事书》中,一个封建士大夫面对这巨大的商业冲击岌岌可危的心态跃然纸上: 今礼制不修,风俗侈汰……富商大贾争相仿效,莫知纪极。……既无厉禁,有财即为。民无恒心,日趋于利。奸伪百端,求厌其欲。廉耻道丧,风俗日薄。[5] 而在广大的江南地区,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不管是沿海港口城市,还是内地商业城市,都出现了一股礼商的热潮。商人经济力量发展的结果,使他们在江南地区地方社会中的影响日见增长。在元后期的江南地区社会生活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士商亲融现象。一反传统的抑商老调,南方士人纷纷搬出《尚书》、《史记》,开始对商人及商业大唱赞歌。 一、扶贫济世,商人社会力量空前突显 ……估客乐哉真复乐,大舶飞山走城郭。珊瑚未数绿珠楼,家僮多似临邛卓。十牛之车三百车,雪象红牙水犀角。养犬喂肉睡毡毯,马厩驴槽亦丹
。生不羡凤凰池,死不爱麒麟阁。估客乐哉真复乐。[6] 方回这首描写元代杭州湾富商巨贾的《估客乐》,使我们看到了13世纪末江南商业的空前繁荣和商人这一特殊社会阶层的空前显赫。 随着江南商人经济力量的增长,其社会影响也随之得到提升。这一提升过程是在多种社会认同形式下完成的。首先,“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是中国商人的传统投资取向。植根于广大的农村经济之中的中国古代社会,传统意义上的财富与地位都是直接与土地相联系的。元代的相当一部分商人也仍然没有脱离这一传统。“富者操金射民田,但喜市头添米价”[7],或许手握银锭的发家者最感兴趣的就是那似乎永不贬值的田产。金陵人李汝成,经商于六合(今江苏六合)市上,“人以田宅来粥,予直视物倍。问故,则曰:‘欲子孙久守之也’”[8]。江西永丰(今江西永丰)商人韩蒙,“家本江东大姓,擅贾,至蒙益畜善田,逾数万亩”[9],将大把的经商所得投资于土地,购得良田逾万亩。一旦货币转化为土地,商人的社会地位便借这由商至绅的转化而得以实现。 当然,除了土地之外,商人还有不同于乡绅地主的消费需求。毕竟是身经商场百战,异地他乡的流浪使他们普遍迷恋上了好花醉饮解乡愁的消遣方式,城市的长期寓居使他们惯熟了奢华的时尚生活。杨维桢《修齐堂记》:“余视闾关之居,皆货财之亭。而其人皆五方商贾之人也。日出而蚤营,日入而未息,所与言者皆锥刀之末、干没之计也。与之语身修,则曰衣被文绣耳;与之语家齐,则曰峻宇雕墙耳。”[10]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从商群体颇为关注的生活内容。 由于当时水路交通技术等条件的限制,商人在从商途中事故发生率很高,很多人葬身异乡他土。一般商人为了出门安全,都要在心理上寄托于某种神祗的保佑。在从商致富之后,不惜花巨资兴建庙宇,为的是继续获得神灵的庇护。张翥《江南贾客词》,不仅向我们揭示了江南商人巨额投资神庙建设的取向,还向我们揭示了一些商人在致富之后谋求社会承认的一种炫富心理。“要令结构城市无,取石太湖山采木。倾财命役不计费,复栋重甍夸壮丽。”要让新建的庙宇城中无双,压群盖俗,重檐复栋,不惜成本。承领房屋建筑的工头也深知商人的这种炫示心态,所以才屡出奇巧,“欲以雕华迎主意”[11]。商人的奢华消费与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他们获得社会地位与乡邻承认的一种手段,这反映出经济运动轨迹在地方社会文化引力作用下的一种逸离之势。超凡的财富占有肯定会引来既有社会地位垄断者的关注,南朝以来王源嫁女的故事就一直在中国南方的社会舞台上频频上演,数百年之后商业气息浓厚的元代江南想必亦不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