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586(2004)02-0078-04 13世纪初兴起的蒙古军事集团，在漠北以游牧为生，其所需的生活、生产用具和战争器械，基本靠与周边民族贸易获得。蒙古兴起前，许多西域商人已经进入蒙古高原进行商业活动，他们用中亚的纺织品、手工器具、食物等换取蒙古人手中的貂皮等珍贵土产。蒙古人也因此了解到许多西域优良的手工技艺。当蒙古大军进入西域后，令他们感兴趣的便是西域出产的传统器具、工艺制品和物产。于是，像速夫、纳失失、阿剌吉酒、舍儿别、撒答剌欺、镔铁、牙忽、答纳等中土所无的手工制品被大量输入蒙古。与此同时，他们还俘获、拘刷、征招、搜罗大批西域工匠、技师东来，将其置于蒙古王公贵族投下，以满足他们的生产生活需要，为新兴蒙古政权服务。 一、蒙古西征与西域工匠的东来 随着蒙古征服地区的扩大，他们对财富的需求急剧增加，对手工生产亦日益重视。而西域地区自古有着悠久的传统手工技艺，至中世纪，其手工部门日益完善，手工技术更加发达。故蒙古人西征时，每攻克一地，在施以残暴屠城的同时，按例括取各种手工匠人，签发至中土，以供其役使。1219年，蒙古军首次攻破中亚重镇讹答剌后，“内堡和城池被夷为平川”，“那些刀下余生的庶民和工匠，蒙古人把他们虏掠而去，或者在军中服役，或者从事他们的手艺”[1](P99)。不久，蒙古军兵临费纳客忒城下，在允准该城乞降后，他们将“士卒和市民给分为两队：前者悉数被歼，有的死于刀下，也有的死于乱箭，而后者则被分配给百户、十户。工匠、手艺人、看猎兽的人，分配（适当的工作）”[1](P107)。而在不花剌，许多人“以佃巧手艺入附，（被）徙置和林”[2]。1220年，蒙古军攻破撤马尔罕内外两城，在将整个城市化为废墟后，“蒙古人清点刀下余生者：三万有手艺的人被挑选出来，成吉思汗把他们分给他的诸子和族人”[1](P40)。同年，蒙古军攻克花剌子模都城玉龙杰赤，他们“令技师工匠别聚一所，其从之者，遣送蒙古，皆得免死”。波斯史家拉施特和志费尼以为玉龙杰赤所掳工匠的数目为10万人。蒙古军“将居民一下子全部驱到野外，从他们中间将十万左右的工匠（注：志费尼的记载是“为数超过十万的工匠”。）分出来，（押）到东方去”[3](P298)。 1221年，拖雷攻下马鲁城，“从百姓中挑选的四百名工匠”[1](P189)，被带入蒙古。接着，拖雷再克你沙不儿，“他们把活人杀光，仅剩下四百人，这些人因有技艺而被挑选出来”[1](P207)。1222年，窝阔台攻破哥疾宁城，“除工匠免死送蒙古外，余尽歼亡”[4]（P335，注释20）。而在继起的蒙古第二次西征中，又有大量的斡罗斯、阿美尼亚、马札儿工匠被签发东来。由此看来，从攻克讹答剌、费纳客忒、不花剌、撒马尔罕、玉龙杰赤起，直到降服马鲁、你沙不儿、哥疾宁、斡罗斯、马札儿等，无论是成吉思汗、拖雷，还是窝阔台、拔都，凡破西域城池，均将当地工匠免死、掳走。传教士柏朗嘉宾讲道：“在萨拉森人和其他民族地区，在那些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鞑靼族人是主宰的地区，他们虏掠了那些优秀工匠，使他们从事各种工作。”[5](P74)这些西域工匠之所以为蒙古贵族所重视，在于他们的手工技艺是当时蒙古军事、生产及生活所迫切需要的。曾出使蒙古国的南宋使臣徐霆，在其为彭大雅所撰《黑鞑事略》疏证中就讲道：“鞑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无一而有，其国除孳畜外，更何所出？其人椎朴，安有所能。……箭簇则以骨，无从得铁。后来灭回回，始有物产，始有工匠，始有器械。盖回回百工技艺极精，攻城之具尤精。”[6](P13) 十几万西域工匠幸获赦免，继而又被掳掠东来，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改变当时蒙古手工业生产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况，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为蒙古进一步的征服战争服务。他们起初被安置于蒙古诸王投下和军营中，为其效力。后隶属于蒙古国为其专门设置的局、院中。传教士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就曾在漠北见到许多来自西域的工匠，他们中有斡罗斯金匠科斯玛，他制造过贵由的御座和贵由答复教皇信函所用的御玺；出生在巴黎的金匠威廉·布歇尔及一位熟悉房屋建筑的斡罗斯工匠。蒙古问鼎中原，大批西域工匠又被遣往中原汉地立居造作。太祖时，就曾遣千余户西域工匠至燕京路。至太宗时，又将阿散纳管领的3000户回回工匠徙往抚州之荨麻林。同时，镇海所掌的300余户“西域织金绮纹工”也被迁到弘州（今河北阳原）。由于当时蒙古的统一战争尚未结束，所以这一时期一些西域工匠亦兵亦匠，即闲时为匠，战时为兵，随时被调入军队参战。太宗七年（1235年），窝阔台就曾“签宣德、西京、平阳、太原、陕西五路人匠充军，命各处管匠头目，除织匠及和林建宫殿一切合干人等外，应有回回、河西、汉儿匠人，……通验丁数，每二十人出军—名”[7]。 总之，蒙古国时期，大批西域王匠的东来，满足了蒙古早期社会内部经济生活的需求及其征服战争的需要。但这时工匠地位较低，其身份类似工奴。他们多如奴隶般的被强制在作坊和其他工作场地，劳动强度大，人身自由也多受束缚。据鲁布鲁克讲，当时在和林的金匠威廉就是阿里不哥的奴隶[8](P293)。高强度、高效率的工作，使得当时“从契丹往这里送来的工匠，从伊斯兰各地也同样送来匠人，……他们在一个短时期内使它（指哈剌和林）成为一座城市”[3]（第2卷）。 二、元代官营局院中的西域工匠 为了保障皇室、军队与各级官府在生活用品、军需品以及各种奢侈品方面的需求，增加财政收入，蒙古统治者直接控制着部分手工业生产，即官营手工业。元朝从中央到地方均设有许多专门制作手工产品和管理工匠的机构。与以往相比，元代的官营手工业门类繁多，机构庞杂，工匠数量大，其部门几乎涉及到统治者所需军事与生活用品的所有领域。据鞠清远先生研究，元代官营“匠户二三十万，或者还要多一点，也未可知”[9]，其中西域匠户应占有相当比例。 早在至元年间，忽必烈就在中央与地方设置许多工匠管理部门，负责官府用品的制造。《元史》载，“诸色人匠总管府，秩正三品，掌百工之技艺，至元十二年（1275年）始置”[10]。至元十七年（1280年），又置管领保定等路阿哈探马儿诸色人匠总管府，秩从三品。二十一年（1284年），再设“管领随路诸色民匠达鲁花赤管官，秩正五品，统民匠一千五百二十五户”，以及“管领随路打捕纳锦民匠长官，秩从五品，掌民匠一百七十有九户”[11]，等等。官营工匠因所造物品、器具有别，归属于不同的管理机构。专门制造皇室用品的工匠，隶于宣徽院下；修建两都的工匠，则分隶于大都、上都留守司；制造兵器的工匠，属武备寺等机构管辖；其他工匠，则大多为工部各司、局、院所管领。由于元代官营工匠数额庞大，所属部门众多，为加强和便于管理，元朝还专门设有工匠内部的词讼机构，即“管领随路人匠都提领所”。提领所设提领、大使各一员，“俱受省檄，掌工匠词讼诸事”[10]，以解决工匠间的民事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