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龙、苏门二山学者与蒙元初期的学术和政治

作 者:

作者简介:
魏崇武,1967年7月生。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副教授,目前主要从事元代古籍整理及元代文史研究。

原文出处:
中国典籍与文化

内容提要:

蒙元初期,封龙山和苏门山的学者们在文化救亡、推行汉法、学术研究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但由于学术旨趣与政治态度的差异,苏门山学者后来在政治上和儒学上的影响都要大于封龙山学者。


期刊代号:K23
分类名称:宋辽金元史
复印期号:2004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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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龙山和苏门山都在黄河以北、太行山东麓。封龙山位于河北省鹿泉市与元氏县的交界处,东北距石家庄市区22公里。苏门山则位于河南省辉县市的西北,距市区2.5公里。从全国范围来讲,这两座山虽不算特别有名,却也以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享有一定的声誉。历史上有众多名人与它们结缘,留下的文化遗迹也相当可观。在蒙元初期,封龙、苏门二山与当时的学术和政治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封龙山与“龙山三老”

      金元之际,广大华北地区先后崛起了众多的汉人武装。这些武装集结起来的最初动机主要是为了避兵自保和抗击蒙古。后来迫于蒙古军的强大压力,纷纷接受蒙古统治者收编,其首领成为雄霸一方的汉人世侯。一些汉人世侯常有宽纵俘虏、救济贫民的行为,而且兴学养士,对于维护一方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乃至保护和发展汉族文明,有一定的功绩。其中,最强大的集团有东平严实、益都李全、顺天张柔、真定史天泽。封龙山,正处于真定路的辖区之内。

      封龙山原名飞龙山,因山势如伏龙欲飞而得名。此山有着雄奇险秀的自然景观,山中的汉碑、书院、禅林、道观在我国文化史上居重要地位。蒙元初期的封龙山,活跃着“龙山三老”。《元史·张德辉传》:“与元裕、李冶游封龙山,时人号为‘龙山三老’云。”张德辉(1195-1274)为冀宁交城(今属山西)人;元裕即金元之际的文坛领袖元好问(1190-1257),为忻州秀容(今属山西)人;李冶即大数学家李治(1192-1279)(注:“黄丕烈、施国祁据元遗山所撰李氏碑,称其兄名澈、弟名滋考定,其名实作‘治’而非‘冶’;又有人谓‘冶’是他后来的改名。”(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p81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近人陈叔陶曾作《李冶李治辨》(《史学集刊》三期,1937年4月)进行辨析,今人刘德权点校《敬斋古今黊》“前言”亦曾涉及(中华书局1995年版),可参看。),为真定栾城(今属河北)人,金朝灭亡前后曾流落山西的忻州、崞县之间。三人中,元好问年最长,也最为今人所熟知。他不仅是冠盖金、元两代的大文豪,而且是于乱世中致力于保存文化的有心人。金亡之前,他上书耶律楚材,请求保护大批著名的文人学士;金亡之后,他编辑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保存了251位金代诗人的2062首作品(注:统计数字引自胡传志《金代文学研究》p122(天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在家乡构筑野史亭,苦心搜寻金朝史料,编成《壬辰杂编》、《金源君臣言行录》等史著,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文献。他还经常来往于华北各地,广泛结交各界人士,到真定路、东平府等处讲学等等,为挽救和复兴文化教育事业而四处奔波。他为中原传统文化在乱世中存一命脉,真可谓呕心沥血(注:有关金元之际元好问的文化活动及其意义,已有程千帆、姚从吾、黄时鉴、李正民、降大任、刘泽等等先生进行过探讨,可参看相关论文、著作。)。

      封龙山是河北地区书院的发祥地。北宋时,河北见诸记载的书院仅有三所,全在封龙山中。据《元氏县志》(注:清光绪元年刻本。)卷七:封龙山的三所书院分别为封龙书院、中溪书院、西溪书院。李治晚年迁至元氏,在封龙山下买了田地,又应邀在封龙书院(或中溪书院)讲学(注:方志中的相关记载有些混乱。也可能李治在两所书院都讲过学。)。在讲学的同时,他潜心钻研数学理论,写出了中国古代数学史上的名著《测圆海镜》,由此,他被誉为宋元四大数学家之一。《测圆海镜》是第一部系统地论述“天元术”的著作(注:莫绍揆先生《对李治〈测圆海镜〉的新认识》(《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年第1期)一文提出了与通行看法不同的意见,认为《测圆海镜》不是讨论天元术的著作,而是一部几何学著作。卷一《识别杂记》纯粹是几何理论,卷二以下运用天元术来解勾股形,实际上是几何学的应用部分。可参看。),而所谓“天元术”即运用代数并通过列方程、解方程而求出未知数的方法。李治的“天元术”是世界上最早的半符号代数学,代表了当时世界上高次方程数学的最高成就。此外,李治还著有多种著作,如《敬斋文集》、《壁书丛削》、《泛说》、《益古演段》及《敬斋古今黈》。前三种已亡佚,仅有极少部分的内容零散保存在其他文献中。《益古演段》是一部根据前人《益古集》增衍而成、旨在普及“天元术”的数学入门书。《敬斋古今黈》是一部笔记类著作,内容遍及哲学、历史、文学、天文、数学及医学,显示了李治多方面的才学。然而,据王德渊《敬斋先生测圆海镜后序》记载:李治临终前嘱咐儿子说,平生其余著述死后可以全部烧掉,惟有《测圆海镜》一书是心血凝聚而成,希望能够得到广泛传布,永垂不朽(注:《测圆海镜细草》卷末,《丛书集成初编》本。)。可见其真正志趣所在。在与蒙元关系方面,李治虽然前后三次受忽必烈征召,却只在至元二年(1265)短暂地任过一年的闲职,次年即告老病而返回封龙山,直至去世。与张、元相比,可以说,李治与封龙山关系最为密切。

      三老中,张德辉是惟一长期仕于蒙元者。张德辉虽然不以学术、文章闻名,但颇有治才,且刚直敢言。他先后受到史天泽、忽必烈的赏识,在历任官职上都有良好甚至优异的表现。在文化救亡方面,他所做的最引人注目的有以下几件事:1.减轻忽必烈对于行汉法的疑虑。据《元史·张德辉传》,蒙古定宗二年(1247),忽必烈曾问张德辉:“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张德辉以亲身体会作出了恳切的回答,使忽必烈相信金朝灭亡的责任根本不应由儒者来承担。2.荐举有才德的儒士。定宗二年,张德辉向忽必烈荐举魏璠、元好问、李治等二十多人;第二年,又荐举白文举、郑显之、赵元德、李进之、高鸣、李槃等人。当然,这些人不见得全都愿意为蒙古人所用,但他们利用被征召的机会向忽必烈宣扬儒家文化,无疑使儒家思想的影响力在蒙古统治者那里不断得到增强。3.请忽必烈当“儒教大宗师”。宪宗二年(1252),张德辉和元好问一起北上觐见忽必烈,奉请忽必烈充当“儒教大宗师”,忽必烈欣然接受。张德辉还趁机请求蠲免儒户兵赋,得到批准。这是张德辉所做的最常为人提起的一件事。虽说,请不大懂得儒学是怎么回事的人充当“儒教大宗师”,张、元此举多少有点滑稽,然而,忽必烈无疑是当时蒙古统治集团中最有雄才大略也最倾向于行汉法的人,他从中看到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合作企求;而张德辉、元好问呢,也为经受冲击的汉文化和朝不保夕的儒士们找到了有力的支持。显然,这是一种双赢的结果。此外,张德辉对重振真定地区教育事业也颇有贡献。张德辉提调真定学校时,曾倡导并主持重修了元氏县的庙学(注:李治《真定府元氏县重修庙学记》,《全元文》第2册p26-27,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李治在封龙书院的教育活动无疑也会得到张德辉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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