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瘴、瘴气、瘴病的研究，学者们已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三篇文章特别值得提出。（注：萧璠：《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63本第1分（1993年4月），第67-171页。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第48卷第4期（1993年4月），第304-315页。范家伟：《六朝时期人口迁移与岭南地区瘴气病》，《汉学研究》第16卷第1期（1998年6月），第27-58页。关于“瘴”的研究成果的综述，可参看范家伟上引文及拙作《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唐研究》第8卷，2002年）的有关论述。）萧璠阐明其著述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对南方的疾病、医疗卫生情况的梳理、分析，探讨其“对当时人们的活动，特别是南迁北人的影响，藉以增进我们对历史上中国向南方的发展这一重大课题的一个侧面的了解”。因此，萧氏利用大量的文献，重建了汉至宋时期南方的自然环境、生活习俗与某些地方流行疾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疾病对南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此文虽然在某些细微之处还可以商榷，但是他提出的观点令人信服。龚胜生除了描述瘴病的分布变迁以外，还集中探讨了瘴病对南方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并且指出，两千年来中国南方的土地开发史和瘴域变迁史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此文是大陆学界较早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疾病的成果。范家伟则从人口迁移与疾病感染的角度，以瘴气病为例，探讨了六朝时期北人南迁进入岭南地区时所面对的疾病威胁，对六朝时期瘴气的论述颇为全面。总之，这三篇从医疗与社会的角度来研究瘴气的文章，都对后来的研究者有着积极的影响。上述三位学者对于瘴疾的看法，都是以现代医学对疾病的认识为基础而提出的，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瘴疾作为一种地方性疾病，同样也是某种观念形态的反映。笔者曾从这一角度，阐释了汉唐时期的瘴疾，（注：左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唐研究》第8卷，2002年，第257-275页。）本文拟对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景观驯化：宋元文献记载中的瘴疾 两宋时期文献中记载的瘴疾，主要集中在今广东、广西、福建、四川、重庆、江西、湖南、海南等省、市、自治区，以及越南等地。其中以广东、广西为主的岭南地区的记载最为多见，但行文中使用的地名往往不一样，有广南、南方、岭海、岭外、岭表等称呼，譬如“广南瘴疠之乡”，（注：《宋史》卷196《兵志十》。）“南方夏秋毒暑烟瘴”，（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8，神宗元丰六年八月乙亥。）或“岭外瘴毒”，（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0，哲宗元祐四年七月丙申。）等等。因此，朝廷对任职岭南的官员优渥有加，规定“岭南官除赴以时，以避炎瘴”；（注：《宋史》卷7《真宗纪二》。）史书表彰关心民瘼的官员“在岭表时，不惮出入之勤，瘴毒之浸”。（注：（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19，神宗熙宁六年“周敦颐卒”条。）诸如此类关于岭南地区瘴情的记录，反映了这一时期岭南一带是人们所公认的瘴域。 具体而言，广南东路的春州（治今广东阳春）、梅州（治今广东梅州），史书称其“炎疠颇甚”，（注：《宋史》卷90《地理志六》云：“广南东、西路……山林茂密，多瘴毒，凡命官吏，优其秩奉。春、梅诸州，炎疠颇甚，许土人领任。景德中，令秋冬赴治，使职巡行，皆令避盛夏瘴雾之患。”另，因所引各条资料有时间先后之分，而各代政区及名称亦废置不一，为简便计，概以所引资料之地名为准，不另考其沿革。）其他的地方如恩州（后改名南恩州，治今广东阳江）、循州（治今广东龙川）、新州（治今广东新兴）、英德府（治今广东英德）等州也是瘴疠严重之区，而以英德府和春州最为厉害，英德府被称为“人间生地狱”；（注：《宋史》卷200《刑法志二》。）春州在当时更是闻名遐迩的瘴毒之地，当地的志书谓其“与夷獠杂居，瘴疠以春州为首”，（注：（宋）祝穆：《方舆胜览》卷37《南恩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50页。）《宋史》卷270《李符传》的记载则代表了当时普遍的看法：“珠崖虽远在海中，而水土颇善。春州稍近，瘴气甚毒，至者必死。”熙宁六年(1073)春州被废为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的瘴毒可畏，获罪贬官至此的人大多无以生还。（注：（宋）周密《癸辛杂识·前集》有《改春州为县》条：“春州瘴毒可畏，凡窜逐黥配者必死。卢多逊贬朱崖，知开封府李符言朱崖虽在海外，水土无他恶，春州在内地，而至者必死，望改之。后月余，符坐事，上怒甚，遂以符知春州。至州，月余死。元丰（当为熙宁）六年，王安石居相位，遂改春州为阳春县；隶南恩州。既改为县，自此获罪者遂不至其地，此仁人之用心也。”中华书局，1997年，第7页。） 广南西路的宾州（治今广西宾阳南）、桂州（治今广西桂林）、高州（治今广东电白）、雷州（治今广东海康）、化州（治今广东化州）、钦州（北宋时治今广西灵山，南宋时徙今广西钦州）、容州（治今广西容县）、宜州（治今广西宜山）、邕州（治今广西南宁）、廉州（治今广西合浦）、昭州（治今广西平乐）等地的瘴疾也多见于记载。（注：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7、65；《宋史》卷196《兵志十》、卷300《徐的传》；《方舆胜览》卷42《高州》、《容州》，卷159《选举志五》；《新安志》卷10《定数》。）周去非(1135-1189)亦曾详细描述岭南之瘴地，说明的是南宋初期的情形，从中可以看出岭南各地瘴情轻重程度的一些变化：“岭外毒瘴，不必深广之地。如海南之琼管、海北之廉、雷、化，虽曰深广，而瘴乃稍轻。昭州与湖南、静江接境，士夫指以为大法场，言杀人之多也。若深广之地，如横、邕、钦、贵，其瘴殆与昭等，独不知小法场之名在何州……广东以新州为大法场，英州为小法场，因并存之。”（注：（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杨武泉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151页。）徐梦莘同样记录了当时官员的看法：“雷虽在广南，其地濒海，绝无烟瘴，土风不异于中州。”（注：（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54，靖康元年九月壬申。徐氏是书成于绍熙五年(1194)，所载史事起自政和七年(1117)，迄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由此可知广西各地之瘴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变化的。）这说明在滨海一带地方瘴疾的分布较少，已大不如前人的记载了。另外，今贵州之瘴地较少见于载记，宋时在大观年间(1107-1110)只短暂地建立过黔南路，但“时虽建城塞，其地荒瘴，遣兵守戍，岁有死亡，无赋入，皆辇内地金帛输之”，（注：《九朝编年备要》卷27，徽宗大观元年“十二月置黔南路”条。）故很快就并入了广南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