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3)06-0106-07 我国上古时代，巫兼行医职，巫就是医，医、巫不分，自然就无所谓信巫或信医之别。春秋战国以来，由于古代医学的形成和专职医者的出现，医、巫一体的关系逐渐演变为巫、医对立，“信巫不信医”（注：按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云：“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所谓“信巫不信医”，主要指人们相信巫师以巫术等神秘手段治病，而不相信医生以医药治病的疾病求治观念和方式。）的问题由此产生。按理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巫风自当日渐消弭，可令人不解的是，有关信巫不信医的记载却大量见诸于宋代文献，问题似乎比前代还严重。对于宋代的巫术问题，以往学者尽管多有论述，但重点一般在两宋政府禁巫兴医的层面，而对当时民间信巫不信医的各种表现、产生原因和严重后果尚缺乏较为系统的论述，与前代也缺乏比较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在较为广泛地考察有关史料的基础上，拟对宋代“信巫不信医”问题作出进一步的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宋代民间的“信巫不信医”之风 宋代素以文教兴盛、科技发达和思想深邃而享誉后世，但这并不能掩盖其迷信落后的一面。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宋代虽云崇儒，并容释道，而信仰本根，夙在巫鬼。”[1]（65页）考之宋代民间信巫不信医之风的盛行，此言有一定道理。 在宋代民间，活跃着一支人数极众的巫医队伍，北宋仁宗朝官员李觏对此曾发出“今也巫医、卜相之类，肩相摩、毂相击也”[2]（119页）的感叹。其数字多少，因文献记载阙如，难以作出准确的估量，但史料中亦透露出不少信息。据《宋史·刘彝传》载：北宋神宗时刘彝知虔州（今江西赣州），“斥淫巫三千七百家”。考同书《地理志四》“虔州”条，虔州辖赣、虔化等10县，在北宋人口最盛的崇宁年间（1102-1106年）计有主客户272432。以此推算，平均每70户就有1户“巫家”（注：按宋代对巫觋或巫医一般称“家”或“户”，而不称“口”。如，《宋史·陈希亮传》载：“（陈希亮知长沙县）毁淫祠数百区，勒巫为农者七十余家。”《续资治通鉴长编》天圣元年十一月戌戌条载：“当州（按：指洪州）师巫一千九百余户，已勒改业归农及攻习针灸方脉。”）。巫医的生存，有赖于民众的信从，因而宋代民众对巫医的态度，从虔州巫医大量存在的史实可窥其一端。 宋代民间信巫不信医之风，在广南东西路、川峡四路等地处偏远、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尤为炽盛。据南宋初年学者曾敏行所著《独醒杂志》卷三载：“广南风土不佳，人多死于瘴疠。其俗又好巫尚鬼，疾病不进药饵，惟与巫祝从事，至死而后已，方书药材未始见也。”川峡四路的情况与广南大体类似。广安军（今四川广安）“俗信巫，疾病不加医药”[3]（36页）；巴州（今四川巴中）“俗尚鬼而废医，唯巫言是用”[4]（13406页）。《宋史·地理五》云：在川峡四路中，“涪陵之民尤尚鬼俗”。其下的乐温县（今重庆长寿），民“有疾则谢医却药，召巫师刲羊豕以请于神，甚者用人为牲以为祭”[5]（277页）。直到南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年），权知万州（今重庆万县）赵师作在上奏中还说：“峡路民居险远，……凡遇疾病，不事医药，听命于巫，决卜求神，杀牲为祭。”[6]（6562页）荆楚之地，历史上便是巫风最为盛行的地区之一，在宋代似乎也不让前代，《宋史·地理四》就有“归、峡信巫鬼，重淫祀”的记载。其实不仅归、峡，该地区其他州县的情况也差不多。如同书《刘清之传》称；在鄂州（今湖北武汉）“病者不药而听于巫”。又，在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病者先巫后药”[7]（558页）。为此，南宋高宗时知长沙县（今湖南长沙）王师愈上奏朝廷：“荆楚之俗自古信师巫，然而近世为尤盛。……有疾病，不敢求医药，专信其下禁。”[8]（2809页）在他看来，该地信巫不信医之风到宋代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即使在经济文化较为富庶发达的两浙路、江南东西路、福建路，也不乏信巫不信医的现象。在两浙地区，北宋时润州（今江苏镇江）百姓生病后，往往“不先医而先巫”[9]（卷六四）。降至南宋，两浙路贵为京畿之地，仍有大臣上奏道：“近来淫祠稍行，江、淛之间此风尤炽，一有疾病，唯妖巫之言是听，……不求治于医药而屠宰牲畜以祷邪魅。”[6]（6571页）毗邻的江南东、西路，宣州（今安徽宣州）“素尚巫鬼，病者不医以事祈禳”[10]（623页）。在福建路，仁宗朝名臣且为闽人的蔡襄谈到：“闽俗左医右巫，疾家依巫索祟，而过医之门十才二三。”[11]（519页）足见该地信巫不信医风气之盛。北方巫风虽较南方为弱，但在史书中亦有反映，如《宋史·王嗣宗传》载：至道（995-997年）初，王嗣宗知陕西路邠州（今陕西彬县），妖巫挟城东灵应公庙“为人祸福，民甚信向，水旱疾疫悉祷之”。又淮南西路的蕲州（今湖北蕲春），民“有病用巫不用医”[9]（卷五八）。甚至在作为北宋统治中心的京畿路也时有所见，据《宋史·李载传》载：“（李载）知祥符县，有巫以井泉饮人，云可愈疾，趋者旁午。” 宋代民间信巫不信医之风不但流播广，而且染及众。宋人王炎“不信医方可活人，但随巫语去迎神”[12]（469页）的诗句，生动地揭露了当时信巫不信医情况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不信医方”而信“巫语”之人，不只是普通民众，也包括不少士大夫。如在南宋湖州归安县（今浙江吴兴），女巫游仙夫人为一方所信，县令黄荦就此批评道：“信巫不信医，此愚俗之病，衣冠右族，岂宜沦胥？”[13]（192页）类似事例在南宋人洪迈《夷坚志》中颇为不少（注：按洪迈《夷坚志》支庚卷三“陈秀才”条中的金华陈秀才，因为女儿患病，于是“不惜金币，招迎师巫”；支癸卷四“张知县婢崇”条中的侯官知县张德隆家，一婢“为崇所凭扰”，乃“招里巫文法师视之”；三补“花果五郎”条中的保义郎、宗室赵师炽，“招巫者道流行法”，为妾驱邪治病。）。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乙志卷一七“宣州孟郎中”条的记载，其云：“孟生乃医者。七月间阖门大疫，自二子始，婢妾死者二人，……孟氏悉集一城师巫，併力禳禳始愈。”这条材料不惟反映了以治病救人为业的医者孟生，竟然也病急乱投巫，信巫而不信自己，并且透露出作为州治的宣州城也有大量巫医活动的事实。 种种迹象表明，在宋代民间，信巫不信医之风的确相当盛行。不管南方还是北方，不论穷乡僻壤还是通都大邑，无论普通民众还是官僚士人，都不乏信巫不信医的人。 二、宋人“信巫不信医”之原因 在现代人看来，迷信巫医无疑是愚昧无知的表现。不过，从历史上看，问题就绝非如此简单了。仅就宋代而言，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着人们对医、巫的选择。 第一，认识水平上的局限，使不少人对巫医深信不疑，对医药却持怀疑态度。在生产力落后的上古时代，民智未开，人们的认识水平低下，往往错误地将疾病的产生归咎为鬼神致祟，而被认为拥有沟通鬼神能力的巫觋，由此有了医疗上的职能。生病求巫的习俗由来既久，再经社会中各种关于巫医治病如何灵验故事的渲染，巫术能治病的观念于是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对此，汉代思想家王符揭露道：“疾病之家……或弃医药，更往事神。故至于死亡，不自知为巫所欺误，乃反恨事巫之晚，故荧惑细民之甚者也。”[14]宋人龚鼎臣在论及当时巴、楚之地信巫不信医之风泛滥的原因时，作了更详细地记述和精辟地分析。他说：当地不少人患病后，“率以谓天时被是疾，非医药所能致”，故不惜钱财，求巫祷神，尽管毫无效果，甚者生命垂危，却毫不怀疑巫医的欺骗和巫术的无效，反而责怪自己“事鬼神之未至”。幸而病愈，辄以为“由祷之勤也，荐之数也。不然，乌能与天时相抗乎”？为此，他愤慨地指出：“其患非它，由觋师之胜医师耳！呜呼！觋者岂能必胜诸医哉？其所胜之者，盖世俗之人，易以邪惑也。”[15]（1780页），一语道破了人们信巫不信医的根本原因。元人揭傒斯的看法与此相呼应，他说：“楚俗信巫不信医，自三代以来为然，今为甚。凡疾，不计久近浅深，药一入口不效，即屏去；至于巫，反复十数不效，不悔，且引咎痛自责。殚其财，竭其力，卒不效且死，乃交责之曰：‘是医之误，而用巫之晚也。’终不一语加咎巫，而败恒归于医。效不效，巫恒受上赏，而医辄后焉。”[16]（218页）由此可见，只要人们对巫医能治病的传统观念不变，科学知识不提高，信巫不信医的现象就不能消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