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03)06-0036-05 南宋时期，内忧外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非常尖锐，特别是北方女真奴隶主贵族不断对南宋发动掠夺性的军事侵扰。连年的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时刻威胁着南宋政权的生存。处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的南宋浙东学派的学者们，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刻苦研读历代兵书，总结历代兵家用兵之得失，建立了自己的军事理论体系，不仅为当时的抗金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后世历朝的军事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在国家危亡之际积极投身于抗金前线。因此，总结南宋浙东学派学者们的军事思想，不仅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也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一、如何对待战争 （一）面对入侵，是战还是和？ 面对金兵步步进逼，南宋时刻有亡国之危。当时，南方人民纷纷要求抗击侵扰，反对屈膝投降。那么，对金究竟是“战”还是“和”，是坚决抵抗还是妥协投降，成为南宋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焦点，从而形成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激烈斗争。以赵构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既得利益，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对金一味屈辱求和。“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割地、纳贡、称臣，乞求苟延残喘。而以张浚等为代表的“誓不言和”的主战派虽力主抗战，但又缺乏对战局的冷静分析和充分准备，怀侥幸之念仓促开战，结果损兵折将，元气大伤。 南宋浙东学派的学者们既反对求和，但也不同意无准备的草率出击。吕祖谦就提出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抗金主张，可谓一语道出了他们共同的观点。他在《家传》中说：“所谓讲和不进兵者，彼当屯兵境上不敢相侵。然后朝廷亦勿进兵可也。彼既欲和而攻我不已，今日破一城，明日破一县，朝廷犹执议和之说，不谋进兵遣将，臣恐比至得和……徧被其害矣。”他认为，“讲和不进兵”，“执议和之说”并非长久之计，“不谋进兵遣将”[1]（卷14东莱公家传）终将受其害。另外他也不同意打无准备的仗，认为张浚等人进行无准备的草率行动，不但难以雪“国仇”、报国耻、归“版图”，反而致使国力损耗，自取其辱，从而助长“议和之说”的气焰。他认为，为保证“大义可伸，大业可复”，必须“周密详审”、“精加考虑”一切对金的抗击准备工作。他主张抗金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并列举了历史上秦、晋朝的例子来论证他所持的观点。“当天下之初定，患难之方解，又不可复有往也。如秦之并天下，而欲有所往，故特筑长城、平百粤，而终不免于难……晋武帝平吴之后，固未尝兴兵生事，然而君臣之间因循苟简，清谈废务，坐视而至于弊。故二者不可一偏，一于有所往……一于无所往。”[2]（卷2门人集录易说下·解）他认为懦者常欲一切不为，锐者常欲一切亟为都是天下之患的根源。 对于当时的南宋国情，浙东学派的学者们都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宁宗嘉泰三年(1203)十二月，邓友龙使金，“有赂驿使夜半求见者，具言金为鞑靼所困，饥馑连年，民不聊生，王师若来，势如拉朽”。[3]同时，加上浙东安抚使辛弃疾入见，“言金必乱必亡，愿付之元老大臣，务为仓卒可以应变之计”。[4]这助长了韩侂胄等人不积极备战又急于北伐的心情，他们在宋孝宗时曾打算趁“金国饥馑连年、盗贼四起”之际挥师北上。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能侥幸取胜，这是对敌我双方国情和实力没有冷静思考的结果。 叶适虽一贯主张抗金，但他说：“今天下非不知请和之非义矣，然而不敢自言于上者，畏用兵之害也。其意以为一绝使罢赂则必至于战，而吾未有以待之故也。乃其以为不可而敢自言于上者，非真知其义之不可也，直媒之以自进也，非可用以当敌也。”[5]（卷4外论二）可见，叶适对当时南宋的形势持客观的冷静态度，苟安数年的南宋国力贫弱，贸然开战，势必反受其害。故他的观点是“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5]（卷1开禧二年上宁宗皇帝札子二） 陈亮则通过引史论今，借用春秋时期政治家子罕的话来阐明自己对待战争的观点，即“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只有用兵，来犯的敌人才会害怕，政治才能清明起来，人才才能“见其能否”，兵食才能“见其盈亏”。但是，抗金大业必须从长计议，不可急功近利。他在《中兴论》中十分形象地指出：“伐国”抗金是大事，好比“昔人以为譬拔小儿之齿，必以渐摇撼之。一拔得齿，必且损儿”。这既不是消极的主和，也不是盲目的进攻，是完全符合当时客观形势的。 （二）主张用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 传统儒家一贯把战争看作“不祥之器”，对战争一味盲目厌恶，南宋浙东学派的学者们则没有被此种陈腐俗套的思想所束缚。叶适提出“兵何尝一日而不可用乎，顾其用如何耳！”[6]（卷4兵权）陈亮也提出“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废”。[7]（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他们坚决主张用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 叶适在分析南宋抗金战争的形势时说：“夫复仇，天下之大义也；还故境土，天下之尊名也……且夫复仇者，本非用兵之谓也……此天地之大义，国家之大体。”[6]（卷9廷对）他歌颂正义战争：“因时拯乱，汤、武之业也；疆理天下，舜、禹之政也。”[5]（卷4取燕一）面对外族入侵，他认为：“岂可坐而讲尧舜三代之旧，洋洋焉，熙熙焉，而不思内外之分，不辨逆顺之理，不立仇耻之义，一切听其为南北之成形，以与宋、齐、粱、陈并称而已者乎？”[5]（卷4奏议·始论一）他在倡导正义战争的同时，对非正义战争表示必须阻止和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