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3)06-0037-08 关于南宋之邮传制度，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如日本学者真上隆俊之《关于南宋邮铺的一点考察》（注：［日］真上隆俊：《关于南宋邮铺的一点考察》，载于《东洋学报》34,1～4,1952。）、中国香港学者赵效宣之《宋代驿站制度》（注：赵效宣：《宋代驿站制度》，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和拙作《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南宋摆铺创置时间考辨》等。但这些成果均是对南宋递铺设置状况、传递方式及职能进行考述和辨别，对南宋初年以来邮传制度之整饬、变更、贯彻之效果，以及与当时政治军事之关系问题，皆着墨甚少。故笔者欲从这几方面对南宋邮传制度再作考察，以求对南宋邮传制度有一个动态和更深层次的认识。 一、北宋末年邮传之衰敝与南宋初建后之整饬 邮传又可称邮递，是以传送文书为主要职能的交通系统，在中国古代是驿传制度中的最重要部分。宋代驿传制度与前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并臻于完善，表现在邮传上，可总结为六个方面：第一，驿与递分立，使递铺成为邮传的专门机构，便于管理和提高传递效率；第二，邮传之管控在中央统辖的前提下，由地方行政长官分级典领督责，外加使臣巡辖；第三，递铺服役人员以卒代民，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军事化组织管理；第四，传递方式明确分为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等；第五，允许官员私书入递；第六，有关文书传递的法律条文比前代更加完整细密。这一系列制度之创新与完善，标志着中国古代驿传制度的重大变革和进步，也反映出宋代邮递事业之发达。”[1](p144) 北宋初年就建立起来的这套邮传制度，在以后执行过程中不可能没有问题，这从朝廷不断对某一专门问题立法可以看出。但相对而言，这套制度在太祖朝至哲宗朝之执行效果，应较为理想，现存文献中较少发现此间文书稽滞及有关弊端等事实之记载，而一般长途漫远文书亦多能顺利传递。如绍圣间，苏轼远谪英州、惠州后，基本可按时接到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告命，[2](p126)可见当时邮传仍可差强人意。但到了北宋末年，亦即徽、钦两朝，邮传却出现了严重弛废和衰敝，其突出表现便是诸路传送文字多发生住滞、泄密和沉失现象。[3](p7489)（注：下引同书内容与原文有出入者，乃据《永乐大典》今存内容校正。）有的地方，急递“动经三四十日，马递经及五七十日至三两月以上方始递到，全然违滞。”[3](p7487)有些递铺，“积公角三百件方差一二名贫乏者负担承传。”[3](p7489)一些重要文书若不能依时速至目的地，或中途沉失、泄密，其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北宋末年，臣僚言及邮递之弊的章奏可谓是连篇累牍，从中归纳，直接引起邮传衰敝之原因有三：其一，递铺人员不足。递铺人员补阙本有定制，但自北宋末年起，递铺缺人往往不能补足，以致文书无人传递。如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都省札子中就言及“诸路马递铺人例皆缺额”，[3](P7489)说明这一现象在徽宗即位前就已普遍存在了。递铺缺人之现象，在徽、钦两朝一直未能有所扭转。宣和七年时（1125年），京东路“虽有见管铺兵去处，往往不过三两人承传文字，亦有无人交替铺分，致积递角，留滞程限。”[3](p7493)靖康元年（1126年）“畿邑如尉氏、鄢陵等处及京西一带递铺，兵卒类多空阙，而州县恬视不以填补，至有东南急递文书委弃在邮舍厅庑之下数日无人传者，且如福建路有经半月二十日杳无京报。”[3](p7494)造成递铺阙人失补之原因，主要是地方拖欠铺兵衣粮、官员私役铺兵现象严重和地方官补填不力。[3](P7489,7492,7494,7503)其二，官员、使臣的舞弊与失职。舞弊主要表现在私拆递角上。私拆递角，本有刑名重罚，“却有大小官员、使臣道逢递角，或安下处门首，以借看为名，或妄托诸监司及州府差来根刷递角为名，直于道中转递人处取入安下等处，盗取所递文书抽看。”[3](p7491)既多舞弊，也自然玩忽职守，“递角破损，铺兵经官申陈，多不受理，以次铺分不肯交承，遂致铺兵打过，直至本府，往回数千里，沿路并无口食，乞丐前来。”[3](p7492)其三，常程文字并私书多入急递致递角积滞。宋制，常程文字和私人信件只能入步递，紧切文书方可入急脚递或马递。但官员多求快速，“有将私家书简并不依条入步递遣发，却旋寻闲慢关移，或以催促应入急脚递文书为名，夹带书简，附急递遣发，致往来转送急脚递角繁多，铺兵疲乏，不得休息。”[3](p7487) 以上三方面原因虽直接导致了邮传之衰敝，但并非根本原因。北宋末年政治腐朽才是造成邮传衰敝之根源。铺兵衣粮的拖欠、对铺卒的私役和虐待、文书不依类入递和使臣的舞弊失职，皆是当时政治腐败的突出表现。当然，为保证中央与地方正常之联系及政令之传达与贯彻，朝廷亦屡屡申严禁令，重立赏罚，刷新令格，以求整顿和维持邮递之秩序。如大观法中有禁使臣“殴伤人兵，打过递马”之律条；[3](p7492)政和敕申：“马递承传文书，违一时杖八十，二时加一等，一日徒一年，二日加一等，配五百里。罪止徒三年，配千里，并重役处。急脚递加二等。”[3](p7490)政和三年（1113年）还规定每千里差置巡辖使臣一员，“并令知县、县丞、主簿同共管辖巡察，任满及岁终以所管界内急脚马递铺承送递角赏罚。”[3](p7488)尽管朝廷费尽心思以整顿和恢复邮递秩序，但终因政治之腐败无法挽回。可以说，徽宗朝对邮递整顿之努力是不成功的。如宣和七年，递铺中仍是“铺兵衣粮不给，逃亡不补，递马刍豆蔑有存者。”[3](p7492)靖康元年，京畿和京西一带则是“递铺兵卒类多空缺，而州县恬视不以填补，至有东南急递文书委弃在邮舍厅庑之下数日无人传者。”[3](p74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