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反思对于学科来说，本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这样说的原因在于，社会、时代的变革总会影响到并且促使着学科自身的发展，自然也就会影响到、促使着学科中人对自己研究对象的一再的关注与反思。只要社会变革不会停止，只要学科的社会作用不会消失，学科反思就会永远进行下去。更何况人们还有着对“科学根植于讨论之中”的认识呢？ 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同样是这个道理。当然，近年内人们对之的反思，原因更多地在于，基本形成于20世纪50、60年代，又修改、充实于80年代的这一学科的有关内容，在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因社会变革所出现的文学现象时，已经暴露出了自身的种种局限，显得力不从心。或者说，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原来的那套文艺学话语已经很难显示其“有效”的阐释能力，所以才会有学科建设的一再讨论。 在我看来，反思文艺学的问题，一个重要的内容应当是我们过去的文艺学究竟就自己的对象作了哪些阐释，解决了哪些问题？同理，又有哪些问题没有被触及，或者没有被解决好？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又产生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应当如何解决？而且，在新的问题中又暴露了原有理论中的哪些局限？也就是说，反思文艺学，必然意味着对学科对象中已有基本点的反思、充实以及发展。 上述内容显然是广泛而丰富的，也是一篇文章难以回答的。这里只是想针对有些论者就当前文艺学所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所提出的意见也来发表自己的一点参考意见。 可以说，对当前文艺学所面临的问题，看法也是很多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与社会文化转型相联系又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也正是在社会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在原有的政治、文学的一体化格局被打破之后，才暴露出了文艺学本来就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原有的文艺学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话语而非文学话语。虽然说，1992年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的出版以及再后来的一些有关著述，标志着一种话语体系的转变，但是，对适应社会变革和文学变革来说，显然还是有着很大距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科的发展和教材的发展也就成为必然，而就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反复讨论也就自然成为题中之意。 那么，当前文艺学面临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在我看来，除了回到文学话语本身外，还要注意关注到文学性（就是文学价值性）话语。换句话说，我们过去的话语中对文学性的注意是远远不够的。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在拜读了曹卫东《认同话语与文艺学学科反思》（注：曹卫东：《认同话语与文艺学学科反思》，《文艺研究》2004年1期。）一文后，特别是看到曹卫东在文中意识到了文艺学的危机以及他所说的“当代中国文艺学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更好地揭示国内社会和国内政治以及国际社会和国际政治的转型，或者说，如何更好地明确和发挥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和意识形态批判功能”这些说法后，我感到对问题的把握很可能有些过于社会学化，因此，也很可能忽视了目前文艺学中更为现实的问题。 应当承认，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不能忽视其外在的、社会学的角度，曹卫东的建设意见正是从此出发的，而且，他所论述的一些问题同样也是富有建设性的。但是，就文艺学在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来说，重要的恐怕还不是“如何更好地揭示国内社会和国内政治以及国际社会和国际政治的转型”（因为国内、国际的社会和政治转型与文艺学没有必然关系，文艺学对之的揭示与否是不会影响其实际进程的），而是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对象。在我来看，这个位置就是文学是独立的而非依附的，这个对象就是文学性问题而非非文学性问题始终是需要认真关注的。如果把当前文艺学的问题不是定位在对文学的独立及其文学性的关注上，而是定位在要更好地揭示国内及国际的社会政治转型上，恐怕反而会遮蔽了文艺学中所存在的迫切问题。而且，“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和意识形态批判功能”也将成为难以具体把握的内容。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我们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文艺学的关注重点是文学与社会的机械联系，借用曹卫东所引述的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即我们的文艺学是经验的文学社会学。而这种经验的文学社会学在中国来说，则表现为“经国之大业”、“为政治服务”等等，以至走向庸俗的地步。也就是说，文学往往充当的是“载道之公器”，至于它自身所应有的价值属性，则往往被忽视、被搁置。为什么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原创性匮乏呢？不是与我们对“载道之公器”的过分强调分不开吗？而机械地对文学社会性的过分强调，必然要忽视作家主体性的体现，也必然要影响到文学对自身应有价值性的追求。这样，随着“道”的变化，随着政治形势的转移，那些服务型的、作为“器”的文学也就自然不会有多大的生命力，甚至成为过眼云烟。 当然，对经验的（庸俗的）文学社会学的局限和危害，曹卫东的认识是清楚的，因而，他所强调的是批判的文学社会学。在他看来，批判的文学社会学“要把文学领域作为社会分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要明确文学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重视社会语境对于文学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更强调文学自身的固有规律，这就是文学作为社会文化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所具有的批判功能。”而批判的内涵则如霍克海默强调的哲学批判那样，“就是要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取得和谐，让社会生活与时代的一般观念和目标取得一致，把现象和本质区分开来，对事物的基础加以研究，一句话，真正对事物有所认识。”至于批判的途径，则是建立一个“文学公共领域”，因为“文学公共领域”可以发挥批判功能，而且可以完成培养和训练公众的根本目的，“使个体在完成社会化的同时成为国家的公民，也就是成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