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我与郑敏先生曾就新诗传统等问题有过一次对话，后以《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为题在《粤海风》2002年第1期刊出。近来诗评家朱子庆、诗人野曼等先后在《华夏诗报》、《文艺报》上针对这篇对话发表文章，就新诗传统问题表达了各自的意见。我认为如何看待新诗传统，关系到对八十多年的新诗的总体评价，关系到新诗史和文学史的写作，也关系新诗未来的发展方向，值得深入探讨。由于当初我同郑敏先生的对话属于漫谈性质，比较随意，有些想法也未及展开，现把我关于新诗传统问题的想法略作整理，就正于郑敏、朱子庆、野曼诸先生及广大读者。 谈新诗传统，要先弄清什么是传统。我觉得，传统作为某一民族或人类群体沿传而来的精神文化现象，有两重性：一方面传统是稳定的、连续的和持久的，传统可以持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对当下或未来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在某种传统浸润下成长起来的人来说，这种传统已深入骨髓，不是谁说一声断裂，就断裂得了的。另一方面，传统不是一潭死水，它是动态的、发展的、不断增生的，它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化而丰富，这就是我同郑敏先生对话中说的：“我把传统看成一条河，每个诗人、每个时代的思想家的成果就自然汇进了这条河，本身就成了传统的一部分。”（注：郑敏、吴思敬：《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见《粤海风》2001年第1期。） 按照这样一种基本观点来看看我们的新诗。新诗从诞生到今天已达八十余年，如果以诗人的创作年龄划代，十到二十年算是一代的话，至今最少也有五六代了。八十多年的历史，五六代的诗人，他们的诗学思想与创作成果一代代沉积下来，不断地汇聚，不断地发展，形成了中国现代诗歌史，造就了今天的新诗成为诗坛主流的局面，怎么能说新诗至今还未形成身自身的传统呢？ 如果承认新诗有自身的传统，那么新诗的传统又涉及哪些内涵呢？我觉得这可以从两个层面上展开讨论。 从精神层面上说，新诗诞生伊始，就充满了一种蓬蓬勃勃的革新精神。最初的新诗被称作“白话诗”，在文言统治文坛几千年的背景下，新诗人主张废除旧的格律，已死的典故，用白话写诗，这不单是个媒介的选择问题，更深层地说，体现了一种自由的精神。新诗的诞生，是以“诗体大解放”为突破口的。正如胡适所说： 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失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注：胡适：《谈新诗》，见《中国斯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95页。） 胡适提出的“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充分体现了五四时代的精神特征。在新诗的倡导者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对人的解放的呼唤。郁达夫也曾说过，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实际上，诗体的解放，正是人的觉醒的思想在文学变革中的一种反映。康白情说：“新诗破除一切桎梏人性底陈套，只求其无悖诗底精神罢了。”（注：康白情：《新诗底我见》，见《中国新文学大素·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95页。）郭沫若讲：“诗的创造是要创‘人’，……他人已成的形式是不可因袭的东西。他人已成的形式只是自己的镣铐。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在。”（注：郭沫若：《论诗三礼》，见《文艺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笫216页—217页。）这样痛快淋漓地谈诗体的变革，这种声音只能出现在五四时代，他们谈的是诗，但出发点却是人。正由于“诗体大解放”的主张与五四时代人的解放的要求相合拍，才会迅速引起新诗人的共鸣，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诗运动。很明显，新诗的出现，决不仅仅是形式的革新，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新诗人们怀着极大的勇气，向陈旧的诗学观念挑战，他们反叛、冲击、创造，他们带给诗坛的不仅有新的语言、新的建行、新的表现手法，而且有着前代诗歌中从未出现过的新的思想、新的道德、新的美学原则、新的人性闪光。五四时期燃起的呼唤精神自由的薪火，经过一代代诗人传下去，尽管后来受到战争环境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一度黯淡乃至熄灭，到了新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春风，又重新熊熊燃烧起来。正是这种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贯穿了我们新诗发展史。而新诗在艺术上的多样化与不定型，其实也正是这种精神自由传统的派生结果。 从艺术层面上说，新诗与古典诗歌相比，根本上讲体现一种现代性质，或包括对诗歌的意识形态属性及审美本质的重新思考，对诗歌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的探讨，对以审美为中心的诗歌多元价值观的理解等。诗歌现代化又表现在诗的语言方面，诗歌形态的变革，往往反映在诗歌语言的变化之中。诗歌现代化首当其冲的便是诗歌语言的现代化。而五四时代的新诗革命，就正是以用白话写诗做为突破口的。随着社会的推进，为适应表现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和现代人的思想的深刻、情绪的复杂和心灵世界的微妙，诗歌的语言系统还在发生不断的变化，并成为衡量诗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诗歌现代化还表现在诗的技艺方面，主要涉及诗歌创作过程中作为内容实现方式的一系列的创作方法、艺术技巧，这里既有对中国古典诗歌某些手法与技术的新开掘，又包括对西方诗歌的借鉴。新诗本身是现代化的产物，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它又需要进一步的现代化。郭沫若早在新诗诞生的初期就曾说过，“古代用他们的言辞表示他们的情怀，已成为古诗，今人用我们的言辞表示我们的生趣，便是新诗。再隔些年代，更会有新新诗出现了。”（注：郭沫若：《论诗三礼》，见《文艺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笫215页。）这“新新诗”的提法，很值得我们玩味。它表明新诗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没有固定模式可循的，是要不断出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