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到今天，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已走过了20多年。趁世纪之交，适时地进行一些回顾和总结，应该说对学科的健康发展和进一步建设都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有鉴于教材编写及其它方面的不尽如人意处，王向远先生锐意创新，前不久推出了他所著的《比较文学学科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这也是一部教材，但在写法上则如作者“后记”所言，又有意写成一部学术著作，追求的是独到的见解和心得。读后觉得全书文字简明，要言不繁，确实颇有创获。 王著让人感觉面目一新的地方，首先是体例上大胆砍去了“学科史”的内容，即通常教科书叙述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形成和成长过程的部分，其次是为理论学说提供实例分析的佐证，在涉及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每一方面的各节后，均附有一篇专题研究的论文。作者把学科理论定为方法论和对象论两个领域，全书也就在首章“学科定义”下，分“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两章，概括了比较文学的各个基本方面。这样的教材，学生使用时会觉得紧凑上手，也更形象易把握，相信会得到欢迎，也表明作者的一些观点并非单纯出自思辨的反思，而有具体个案的探讨作支撑。 当然，凡创新之作，必于绳墨规距有所突破，也必定会有可议之处。如该书名为“学科新论”，而在理论阐释之外加上专题研究论文的体例，本身就是值得推敲的。这些专题研究的论文，因作者专业素养之故，集中在日本文学及东方文学，而与西方文学毫无关系，那么由此引出的结论是否全面周到，有无足够的涵盖度？也是需要反思的。但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是读王著时想起的另一些更根本的问题。 一、中国特色还是国际规范？ 王著总的筹划，是要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这是其理论创新的根本宗旨。那么根据是什么呢？公开提出的一点，是比较文学属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不像自然科学是“世界性的、没有国界的研究”，所以“必须体现民族特色”（第2页）。这一提法，如果是针对有的学科理论只知不加分辨地移植西方新潮，当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假如是为了主张把比较文学构建成国界性或民族性的学科，则尚有可商榷之处。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划界和定性，是个更大更复杂的问题，这里暂不涉及。但首先必须指出，比较文学学科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把跨民族和跨国家当成本身的一个根本属性，把“世界文学”当成自己的一个理想。这是比较文学不同于任何一个学科的重要特征。它的研究对象，不是通常说的国别文学，而是那些超出了民族、地域、国界的有限关隘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比较文学同样是“世界性的、没有国界的研究”。 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不能把作为知识体系的学科和具体的研究工作混为一谈，它们是两回事。王著有点将这二者搞混了。在有关民族特色的表述中，就将它扩展和延伸到了“一个学者的独特的学术立场、独特的研究方法、独特的思路和独特观点、见解与学术智慧”（第2页）。其实，后者是一切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共同特征，不仅人文科学是这样，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也概莫能外。但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学科，首先讲究的则是普遍适用的普适性。换言之，它必须体现一定知识领域的普遍有效性，这也就是我们几乎在每个学科中都能见到的公理原则与定义系统，没有它们，一门学科知识是无法成立的。这一普遍有效性来源于对研究对象进行的考察、认识、分析、验证，来源于这样的考察、认识、分析、验证过程中的方法的合理性，体现着通常所说的“真理性”，由此也确保了所有学科知识既是判断是非真伪的标准，也是指导行为活动的方针。 在这方面，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之间的划界，并不在彼此包含的知识的性质，比方说自然科学的知识是自然性的，人文科学的知识是人文性的，等等，相反主要的依据，是研究对象的范围。简言之，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现象，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现象，人文科学则研究人文现象。有人可能认为，自然界是外在的客观世界，它不会有民族、阶级、国家等属性，因而对自然的研究也不会有以上这些属性，这样的看法实际就是断言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及无国界性的前提。然而就在这里，隐藏着一个不易为人觉察的误区，即把现实中的存在和认识中的存在混为一谈了。作为现实存在的自然界确实和属人的领域无关，用海德格尔的名言来说，即“世界世界着”(Welt welter)，但一旦进入认识中的现象界，自然里的万事万物就由人赋予了形式。这时候，情况就变得复杂了。人们或者努力把握事物愈益增多的总和，或者用想象的框架加诸事物的联系上，甚至也以人为的各种色彩涂染到自然界身上。由此，自然科学的研究，也不是平常所说的纯客观的。类似的事例并不罕见，最极端的例子，也许要算前苏联斯大林时代的遗传生物学了，它在李森科的手中完全变成了反对所谓的“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阶级斗争工具。这种情况，单从自然科学涉及外在的自然是很难解释清楚的，而从自然科学是人对自然的认识、是人自己发现和组织起来的自然现象的体系来看，就容易理解了。 不过，知识科学为自身确定的目标，始终是认识的精确化、规范化和系统化。虽然知识科学在实际构建过程中，无法排除程度不同的人为因素的介入及干预，也无法避免最终结果中多少都有的由上述情况造成的倾向性，但它在当时力所能及的条件下，都致力于尽可能完整全面地反映和总结出知识的标准体系。这一点，不管知识科学的对象和范围是什么，都是如此。无论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专科阐述，还是像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百科全书”式的综合整理，都是为时代的知识成果提供一种系统性的科学规范。这是知识科学最鲜明的旗帜，也是它最不可抗拒的魅力。从古代少数哲人的“爱智”，到今天广大民众的“求知”，知识科学最让人信赖的就是它通向真理的能力。而对知识史的研究，从库恩“范式革命”的归纳，到福柯“权力话语”的揭露，实质上所向往的，仍是“知识即真理”的最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