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欧美文化研究和社会历史研究领域，近几年来，阿里夫·德里克(ArifDirlik,1940-)的名字格外引人瞩目，这不仅是因为他在近十多年来的全球化研究和后殖民理论批评中尤为活跃，同时也因为他不时地基于自己的第三世界血统和文化知识背景，提出一些既对“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有着挑战意义的新观点，而且也对处于后殖民氛围下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有着启迪意义的批评策略。此外，他和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后殖民理论家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他是一位专攻中国现代史，更确切地说，中国革命史的汉学家，他通晓中国文化和历史，可以十分流利地与中国学者进行直接的交流。可以说，他与中国学界同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比较密切的。因此，全面地了解他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对我们中国学术界和文化批评理论界就更有必要了。在介绍本书的内容及主要观点之前，我觉得有必要从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视角，对德里克近十年来对一些颇有理论意义的课题所作的贡献作一评介。 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的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德里克的主要专长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他的主要著作包括《革命和历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撰史学的起源，1919-1937年》，《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革命之后：警觉全球资本主义》《后殖民氛围：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等。近十多年来，他的兴趣相对集中于全球化问题和跨国资本语境下的第三世界批评，或曰第三世界的后殖民批评，写下了不少文字，在西方主流学术界和第三世界文化批评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如前所说，德里克近年来关注的重点是全球化问题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由此所导致的文化上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正如他在本书序以及其他场合所多次揭示的，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全球性的转型时代，传统的描述方法和理论术语在新的时期显然已经过时，或者使用起来显得牵强附会，因而在我们所从事的文化学术理论界和批评界，便出现了一种理论更新甚至“术语轰炸”的趋向，各种各样的“后学”理论思潮在这一时代应运而生，占领了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领域，诸如“后现代”、“后殖民”、“后人道主义”、“后社会主义”、“后革命”、“后东方主义”等。这些术语的出现自然受到固守传统或坚持现代性话语的学者们的反感，他们中的不少人已拍案而起为捍卫现代性的合法性而奋战。但不分清红皂白地把所有与“后”相关联的学问或理论排斥出学术的殿堂显然也是不可取的和不可能的，因为这些术语所描述的种种理论思潮和社会文化现象都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们的知识生活中的，有些已经深深地渗入到了当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影响着他们的思维和行动准则以及著述风格。因而对这些“后学”作一番理论辨析，乃至找寻出其源头还是颇有必要的。 在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界和史学界，德里克可算作是对后学的崛起以及各种与后学相关的术语的进入学术话语立下汗马功劳的，尽管他始终踟蹰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游刃有余地往来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批评话语之间，并能娴熟自如地运用前者的批判思想和后者的解构方法对当代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思考和分析，尤其是他对全球化（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和后殖民理论（后现代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变体）的研究不仅在近几年来的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有着较大的影响，而且这一影响已进入了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中国文化学术界。 如果说，后现代、后工业和后殖民这三个术语的创造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并且出自别人之手的话，那么后革命和后社会主义这两个术语无疑则出自德里克之手，他的功绩不仅在于对包括这两个术语在内的所有这些术语所包含的深刻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精确界定提出了推进性的见解，而且他本人还是这后两个术语所展现的现象的权威性描述者和构划者。因此我在1999年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选并主持翻译了一本德里克的论文集，把他写于1985至1995年间的论文置于“后革命”这一宽泛的标题下。正如作者在那本书的中文本序中所言，随着当代形势的变化，“这套术语取代了早先的现代主义、殖民主义和三个世界、社会主义和革命那套术语……从当代视角看来，它们却纠缠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中，因而再也无法用来描绘当今世界”（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第1页）。确实，欧洲中心主义的解体客观上为美国的文化霸权在全世界的扩张铺平了道路，全球化就是既对欧洲同时又对第三世界产生冲击的一个隐匿着美国霸权主义的现象，因此有人干脆断言，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另一种说法，或者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代名词”。这种说法虽不无偏激，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全球化所蕴涵的帝国主义霸权。正如德里克等西方知识左派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全球化加剧了原有的贫富等级差别，使穷的更穷，富的更富，大部分人被全球化的法则无情地放逐到了社会的边缘。因此全球化在世界各地引起的抵制浪潮此起彼伏，难以平息。现在全球化的冲击已经波及到了中国，给我们的经济建设、法制建设、文化建设乃至医疗卫生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中国既要置身于世界大家庭中（最近的加入世贸组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就得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因而便促使我们不得不对国内的不少与世贸组织的法律和法规不相协调的法律条文进行修改。同样，最近发生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以及海外华人居住区的“非典型肺炎”也说明了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旅行和迁徙所导致的全球性病毒感染。当然，作为国际大家庭成员的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密切配合，果断地割断了传染源，使得萨斯病毒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就说明，全球化同时也使我们有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并能得益于全球治理的高效。因而对全球化这一无法回避的客观现象现象，我们必须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通过分析它的理论渊源来正确把握它的当代形态，从而使之为我们的发展服务。在这方面，德里克的得自长期实践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参照。这本书中所收的一些文章就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现象的研究以及作出的理论分析，有些观点虽与我们的观点相左，但也完全可供我们参照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