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4)01-0006-04 1990年代以来，一种以经典重读为主要方法、被宽泛地称为“再解读”的研究思路，最先由海外的中国学者实践，逐渐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引起广泛注意。这种研究把西方上世纪60年代之后的各种文化理论——包括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后殖民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引入当代文学研究实践中。借助于理论自身“对语言或哲学再现性本质的越来越深、越来越系统化的怀疑”[1](P42)，侧重探讨文学文本的结构方式、修辞特性和意识形态运作的轨迹，对于突破社会—历史—美学批评和“新批评”这种上世纪80年代“主流”批评样式，把文学研究推向更具体深入的层面，产生了较大影响。这种思路的代表作包括：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注：《再解读》中的许多文章曾发表于1991-1992年间的《二十一世纪》（香港）杂志上。本书的“代导言”和关于《暴风骤雨》、《千万不要忘记》的重读等三篇文章，后来又收入唐小兵的论文集《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和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注：这一论著的大陆版改名为《“灰阑”中的叙述》，由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内容上有细微变动，即删去了港版第六章的“小说与新闻：‘真实’向话语的转换”，加进了《语言洪水中的坝与碑——重读中篇小说〈小鲍庄〉》作为大陆版的第九章。）（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相关的研究思路也体现在李扬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王晓明主编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以及李陀的论文《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今天》1993年第3期）等著作中。由于体现这一思路的重要论文集以“再解读”为名，因此也被宽泛地称为“再解读思路”。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再解读”可以说是上世纪90年代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倾向，其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的上世纪40-70年代，例如戴锦华对上世纪80年代女作家作品的系列重读（注：这些系列论文包括《“世纪”的终结：重读张洁》（《文艺争鸣》1994年第4期）、《真淳者的质询——重读铁凝》（《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池莉：神圣的烦恼人生》（《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等。），孟悦的《历史与叙述》主要分析的是新时期重要作家（注：孟悦：《历史与叙述》，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初版，1997年再版。这本书对刘心武、王蒙、莫言、张洁、林斤澜等5位作家进行了解构式分析。），刘禾、黄子平等的重读也涉及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本。只不过因为《再解读》和《革命·历史·小说》的主要重读对象，是上世纪40-70年代的文学经典（或广义的左翼文学作品），并且把解读的总体对象指认为“历史元叙述”或“奠基性话语(foundational disconrse)（关于起源的神话或历史目的论）、”[2](P25)，或更明确地，是研究“革命历史”的虚构叙述形成的“一套弥漫性基奠性的‘话语’”[3](P2)，因而，再解读的思路主要为重新理解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与文化（尤其是作为左翼文学的“当代形态”的50-70年代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 再解读思路的重要成果体现在文本分析上。《再解读》一书一共收入了10篇论文，重读了萧红的《生死场》、丁玲的《在医院中》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现代小说，《白毛女》、《千万不要忘记》等现代戏剧，以及《青春之歌》、《红旗谱》、《上海姑娘》等电影文本。《革命·历史·小说》则对《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革命历史小说”进行了重新阐释。这一研究思路基本上是选择一个特定的文本，呈现文本的修辞策略、叙事结构、内在的文化逻辑、差异性的冲突内容或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在文本中的实践方式。重读的对象都不被视为封闭的文艺作品，而被视为意识形态运作的“场域”，也就是交织着多种文化力量的冲突场域。如唐小兵这样解释他所理解的“重读”：“一旦阅读不再是单纯地解释现象或满足于发生学似的叙述，也不再是归纳意义或总结特征，而是要揭示出历史文本背后的运作机制和意义结构，我们便可以把这一重新编码的过程称作‘解读’。解读的过程便是暴露出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压抑或粉饰的异质、混乱、憧憬或暴力”[2](P25)。黄子平的理解与此相似：“解读意味着不再把这些文本视为单纯信奉的‘经典’，而是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结构，去暴露现存文本中被遗忘、被遮蔽、被涂饰的历史多元复杂性”[3](P2)——因此，这些研究尽管是对具体文艺作品的细读，但已经不是新批评或结构主义批评意义上的“细读”，而包含了“两个层面”，即“一是细致的内层精读，一是广泛的外层重构”，而对文本进行“外层重构”则是“努力在文本与其语境之间建立其意义的联系。这里的语境并不是实物性的具体存在，而是多层次、多形态的意义网络”[4](P6-7)。 这实际上就是把文学作品放到更为复杂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建构过程之中，探讨它在社会文化中的位置、它如何与更大的历史话语建立起联系、如何“象征性”地呈现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文化逻辑和文化理念。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更具体地提出，“重写”现代文学史必须把现代文学放置在“民族国家”这样一个论述空间中，包括作家、文本、文学批评、文学史书写在内的全部文学实践都必须纳入研究视野，因为正是这些实践“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文本的生产、接受、监督和历史评价，支配或企图支配人们的鉴赏活动，使其服从于民族国家的意志”，只有从这样的文本生产机制中来看待现代文学的性质，才能摆脱那种在“现代文学自身的批评话语”中寻找答案的“狗逐其尾，自我循环”的“怪圈”[5](P295-2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