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424(2004)01-0104-06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迎来了它诞生后的第三个世纪。回顾它在中国的命运，有两种现象特别引人注目。 一是它在当今中国的现状，同马克思的崇高声誉很不相称。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其墓前讲话中，把马克思在历史科学的伟大成就，同达尔文在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相提并论，当时，没有多少人能理解这个评价的深刻涵义。一百多年过去了，英国广播公司去年在全球范围内举办的千年思想家网上投票活动中，达尔文的地位已被爱因斯坦所取代，而马克思不但没有被人取代，而且雄居十大思想家的榜首。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却从我们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几乎跌落到了它的边缘，甚至连马克思本人的形象，在我们国家也黯然失色，远不如在西方国家那样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还说，“这位巨人的逝世所造成的空白，我们不久就会感觉到”。[1](P574)当然，政治上的这个“空白”，很快就由恩格斯本人以及列宁和后来的毛泽东等人填补了。文艺理论上，则有梅林、拉发格、普列汉诺夫等人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是一个大的发展。自那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究竟有多少发展呢？我们有过文艺政策的调整，我们有过拨乱反正的反思，这些还不能说是发展，充其量，我们在普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至于说到真正的发展，我们只能不无遗憾地说，迄今仍然是一片“空白”。 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大家公认，是政治因素特别是极“左”政治对文艺理论的入侵和干预，这种入侵和干预造成了艺术本位主义的失落和政治功利主义的独断，文艺理论也就从一种学术几乎变成为一种政治。学术当然不一定都能离开政治，但把学术政治化，却是一种歧途。所以，从政治化走向学术化，恢复其原来的学术面貌及品位，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摆脱目前危机和尴尬处境的一条出路。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从政治化走向学术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值此千年交结之际，我以为还可以作下列一些工作。 从“合法性辩护”转向“合理性辩护” 这是有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提出的命题，我觉得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马克思说过，“革命是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2](P130)。谁进行了革命，谁就自然而然地享有各种权利。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欧洲上空游荡的幽灵，资产阶级视它们为洪水猛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它从原来的非法地位变成为合法地位，具备了极大的权威性。但是，这种合法性和权威性，是随着革命的胜利，随着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自然而然取得的，它并没有经过法律的论证，也没有经过全民的投票。后来通过宪法的形式，把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但许多人对此并不赞成，即使那些赞成或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很多人也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着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发展，仅仅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辩护就显得不够了，还应该前进一步，转向对它的合理性辩护。所谓合法性辩护，是在既成事实的基础上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而所谓合理性辩护，是在更深层理论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前者涉及的是已然性，后者涉及的是必然性；而任何一种理论，如果只是仅仅建立在已然性的基础上，那是不牢固，不持久的，只有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上，才是坚实可靠牢不可摧的，因为它能深入人心，掌握群众，变成一种物质力量。当然，这种合理性辩护不是一劳永逸的，它应该同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同步，同人民群众的需要合拍。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情况同样如此。由于列宁说过，哲学，包括现代哲学和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哲学，都是有党性的。所以，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理所当然是党性最强的，为了保持这种党性的纯洁性，就必然产生了排他性，即用自己的合法性，去排斥他者的合理性。这种情况，由于“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二者必居其一；以及“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种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推向极端，于是就有乱箭齐发即对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等各种思想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特点，是以自己的合法性充当合理性为出发点，把对方的不合法性归结为不合理性为归宿的，结果取得的仅仅是虚假的胜利，既欺骗了读者，实际上也欺骗了自己，在今天看来，许多是邓小平评价中苏论战时所指出的“空话”，即无的放矢，不讲实际的，因而也是不能说服人的。比如，苏共20大上，把人道主义作为共产主义党纲的最高原则，这一方面是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反思，一方面是对西方（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苏联极权社会主义模式的回应，总之，是为了摆脱困境和改善形象而作出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然而我们对此却大批特批，不但把人道主义同共产主义对立起来，而且除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否定任何形式的人道主义，仿佛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结果是引火烧身，走向反面，到了文化大革命，使亿万人民吃尽了不讲人性不讲人道的苦头。 可见，所谓合理性辩护，决不仅仅限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而是包括一切真理和一切理论，要真正体现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当务之急，首先要针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由于长期以来它居于合法地位，人们运用它时，往往会产生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习惯权利，动不动批判别人，仿佛是党的代言人和真理的化身，这种极“左”的流毒，积重难返，远未肃清。应该知道，真理是朴素的，它不用权利来维护，它通过同虚假的斗争，展示自己所向披靡的威力，正如马克思所说：“最好是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3](P76)“真理还是相对的，发展的，一切都以时间、地点和特定的条件为转移，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这就要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采取开放心态，不抱残守缺，不墨守成规，善于利用新的材料和新的视角，对它作出符合其原意的现代诠释。当然，这样作都不是为了理论本身，而是为了理论去掌握群众。“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4](P9)马克思的这些话，为我们从“合法性辩护”转向“合理性辩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我们要付诸实践，付诸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