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4)01-0058-03 文学作为人类特有的创造物，早在原始先民匍匐在自然淫威之下的时代就已产生，之后，文学伴随了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自我迄今为止的整个历程，并将伴随着人类走过今天，走向未来。与此相应，从原始先民直至今天，人类也一直在思考文学、研究文学。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如何理解文学理论的科学性？……这些问题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学人。长期以来，对于文学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明显对立的观点不外乎两类：一类认为文学理论具有科学性；另一类则主张文学理论不具有科学性而具有人文性。显然，文学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的问题是文学理论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在当代再次重申和探讨这一问题确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马建辉博士的论文《科学化：文学理论现代性的必然选择》（《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1期，以下简称马文）发表后很快被《校文科学报学术文摘》摘要，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反响是很正常的事。该文气势恢弘，铢积寸累，论证严密，读后深感受益非浅。但是对于文中的一些论述和观点笔者实在难以苟同，现提出来就教于马建辉博士，以期抛砖引玉，促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马文在一开始就诠解了“科学”，指出“它是指人们客观地求是、求真并由此获取关于对象的系统的知识的活动。”由此，马文进而大胆断言“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科学首先表现在它的求真性上，……其次表现在与求真性相伴随的客观性上，……再次表现在文论的存在形态上，……此外，在方法论上，不同于文学创作的感性体验、具象思维，文学理论主要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抽象和辩证分析的方法”。显然，在马文看来，文学理论的科学性就在于其求真性、客观性、逻辑抽象性。马文进而分析了长期以来人们否认文学理论是一门科学的原因，认为这首先是由于狭隘地理解科学的含义，“把科学只当作‘物性的’科学和‘自然的’科学，从而将作为‘人学’的文学的研究学科——文学理论排斥在科学之外。”[1]尽管如此，马文总体上还是力图拉近文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的距离，使二者趋同，强调文学理论也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求真性、客观性，自然科学也并非与人的主体性、人性无关，这又在无意中陷入了它所批评的思维定势中。马文同样也犯了在实质上仅仅把自然科学视为科学，把18、19世纪实证科学的求真尚实规范理解为所谓的科学精神的错误。导致马文这种错误的原因，我觉得首先是由于在对科学的理解上存在问题。讨论文学理论的科学性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科学，如果我们对什么是科学持有不同的理解，如果我们是在使用不同的科学定义、标尺衡量、审视文学理论，那么得出的结论显然会大相径庭。一般说来，科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或人文科学）等等，狭义的科学专指自然科学，尤其指基础自然科学。当我们讨论科学性问题时，我们必须搞清楚我们使用的是否是同一个标准。只要我们对历来流行的有关观点稍加审视，不难发现尽管双方据理力争，争论得不可开交，但他们的观点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对立关系，比如否认文学理论具有科学性的论调往往强调文学理论具有人文性、主观性，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冰冷、客观，但他们也承认文学理论具有一定的标准，可以言之成理，并非天马行空，人言人殊。而强调文学理论具有科学性的论调则往往强调文学理论也具有真理性，并非主观臆断，认为具有人文性，包含价值判断的未必就不能是科学，因为科学不仅仅包括自然科学。显然他们是在不同的层面上讨论问题的，所运用的是不同的标准，各说各话，交臂而过，看起来煞是热闹，实际上并无多大意义。 其次是由于在对科学性的实质的理解上存在问题。人们习惯认为自然科学最好地体现了科学的基本性质，如客观性、真理性、抽象性、逻辑性、普遍性、中立性，也使之区别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人文学科）的主观性、有限性、具象性、感悟性、人文性、价值性、意识形态性。然而事实并非真的如此。自然科学从来就不是绝对客观的，也从未揭示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普遍真理，与其说自然科学乃至所有科学揭示了真理，倒不如说它们是力图逼近真理的一种努力和永无止境的追索过程。科学的价值不在于也不可能在于揭示普遍真理，而在于指向真理，逼近真理。同样，自然科学也并非是超然于世俗世界的绝对中性的知识体系，在自然科学理论中同样不能无视“理论和了解另外的事物与权力过程的关系、即和控制、掌握、决定他人命运的权力的关系”，“在各理论机构和学术领域，任何理论都不是客观的、纯科学的，而是包含了权力过程，甚至某一领域的基础完全是权力的产物。”[2]自然科学并非没有主观性，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也并非没有客观性，客观性强一些还是主观性强一些并不是判定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的基本标准。文学理论之所以是科学并不仅仅在于它具有求真性、客观性、逻辑抽象性（这些特点固然也是重要的，不可忽略），而更在于它体现了科学的精神实质，即深透性、针对性、有效性、学理性、知识系统性、指向未来性。杰姆逊说：“什么是科学？科学究竟在做些什么？答案是，科学使一切解符码化……科学就是穿透、取消感性认识的现实，科学要发现的是表面现象以下更深一层、更真实的现实。”[2]人类之所以需要科学就是因为人类的实践客观上要求获得对世界的穿透皮相切入骨相的深入认识。科学离不开人类的理性能力、理性的思维方法，必须是对事物规律的深刻把握和改造世界的最优化选择，科学在根本上是“一种研究方法——一种认识和了解我们周围世界的手段”[3]。科学必须是具有针对性、有效性的指向未来的人类活动和作为这种活动的体现、依据和规范的知识系统。“系统不仅仅是科学的装饰品，而且是科学的核心”[4]。科学又必须是严密的，富于学理性的。“科学乃是对于杂乱无章的经验求其中的比较不变关系，……科学是注重从事象间抽出比较上恒定的关系”[5]。文学理论旨在为解决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提供有力的方法论武器，提高文学理论水平，促进文学理论实践，是具有针对性、有效性的指向未来的严密知识系统。 马文认为“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进程就是其科学化进程，其现代性形态就是科学化形态，现代性必然也只能筑基于科学化之上。文学理论的科学化与人文化是其现代性的两翼”，“也只有科学化的文学理论才能具有现代性的人文精神”[1]。诚然，在当前文学理论日益失范，日益失去学科独立性、体系性的境遇中，倡导文学理论的科学性，强调文学理论的学术本位，进行形而上的本质追问和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钻探仍是有其毋庸质疑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更何况，事实上文学理论这一学科本身就是现代大工业生产和启蒙现代性文化的产物，离开了现代学科分化的欧美理性主义文化背景就无法谈什么文学理论，因此文学理论与现代科学原本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只要文学理论一天存在，就一天不能忽略科学性，这是由它的理论渊源决定的。因此，马文的立论显然有其精当之处。但是如前所述任何科学的有效性都是有限的，强调文学理论的科学化也不能太过。在推进我国文论现代化、科学化进程的时候，必须注意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科学、科学观念、思维方式自身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来讨论科学性问题不能无视既有的理论成果，更不能在思想观念和学术视野上落后于先人。必须大力吸纳现代量子力学、系统论、信息论、基因理论、网络文化等现代科技文化提供的方法论成果，必须正视后现代文化思潮对科学、科学性和一切终极真理的质疑和现代理性主义自身的局限性。否则，文学理论的科学化很可能会导致新的终极科学的神话，从而在根本上钝化和阻塞科学化的努力。其次，在中国的今天讨论文学理论的科学性问题还必须警惕欧美现代性、人文性的文化陷阱。因为，如前所言，无论是现代性、科学性，还是人文性，这些范畴从来就不是中性的，它们的提出都是与欧美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确立、资本主义文化的扩张、加固和扩展资产阶级政治文化领导权的需要息息相关的。关于这一点，许多学者曾有过精彩的论述。如刘小枫就曾指出：“并没有与欧美现代性截然不同的现代性，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历史的具体性。”[6]而伊格尔顿对美学的考察尤其发人深思。在其《审美意识形态》一书中他指出：美学是18世纪启蒙时期的必然产物，“美学著作的现代观念的建构与现代阶级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的建构，与适合于那种社会秩序的人类主体性的新形式都是密不可分的。”[7]因为新兴资产阶级如果想要有效地建立和扩张其文化霸权，就必须以经验生活的感性直接性为基础，从市民社会中充满感情和欲望的个体那里入手，在潜移默化中将其意识形态观念植入大众文化心理之中。“美学因此在更具有情感的和更直觉的层次上使我们与法则的权威联系起来。……这当然是为什么美学在资产阶级思想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的一个主要原因”[7]。这对于我们探讨文学理论的科学性不无启迪。在当下文学理论现代化、科学化问题的讨论中，必须提防将西方启蒙现代性的文化观念视为科学和现代的标准，从而落入欧美现代性文化的陷阱。因此，今日我们的文学理论在批判地继承西方现代文化成果，致力于现代化发展的时候，有必要自觉地建构有别于西方现代性文化的中国现代性文化标准[8]，以促进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健康发展。
